今天普通日本人的感情天平上，广岛和长崎所象征的“被害者”记忆沉甸甸地占据了一端。那种情感记忆与“反战”的朴素思想交织在一起，塑造出今天日本人对战争与和平的基本认知。我所遇见的日本人，没有人喜欢战争。他们用“绝不可以”、“不能”、“不允许”这样充满强烈色彩的词语来否定“战争”，明确厌恶的眼神流转在暧昧婉转的日语里，直白得令人印象深刻。他们诉说着对和平宪法的珍视，1945年8月15日那“日本历史上最漫长的一天”之后，新生的是一个令他们骄傲的“不战日本”。

　　在抽象意义上的“和平与战争”背后，深刻存在于日本的具体加害事实又在哪里？在“战争与和平”这样宏大的叙事框架背后，有比朴素的情感记忆更坚硬的东西。历史的起承转合，历史的因起缘灭，记忆链条上缺失的碎片仍然会在某个时刻回归，并且被勇敢者拼接上。

　　一个二战历史记忆渐渐模糊的日本，也存在着拨开迷雾的努力。那些存有良知、维护真相的身影，应该被我们看见。

　　率先揭露南京屠杀

　　在采访前，有几本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书里满载的反思，从另一个角度，让我得以观察这个国家暧昧历史认识背后的东西。

　　谈及日本的历史认识，南京大屠杀是最典型的问题。很少有人知道，让“南京大屠杀”进入日本人的“历史”，离不开两个人的勇敢与努力。一个是世界上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先驱、“大屠杀存在论”学者的代表洞富雄先生。他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67年，见于《近代战史之谜》中的一章，这是日本第一篇在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南京大屠杀的文字；他的《南京事件》出版于1972年，是日本第一本研究性的专书，迄今仍被不断征引。可以说，他为南京大屠杀的客观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直至2000年以94岁高龄去世，他的大半人生都在与右翼史观论者的交锋中度过。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成为议论热点，及至形成论战则与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揭露性报道有关。1971年，本多胜一获许可踏上调查侵华日军战争罪行的采访之路，寻访日军暴行的旧迹和幸存的受害人。报道以连载方式在《朝日新闻》刊出，其中当年11月4日到11月16日之间的10篇报道涉及南京大屠杀。此后，报道以《中国之旅》为名集结成书，由朝日新闻社出版，引发轰动。《中国之旅》在此后10年中重印了26次，但也引发日本右翼势力的疯狂攻击。如今，在网络上检索本多先生的照片，他一直戴着墨镜出现，所受压力可见一斑。

　　深刻反思民族根性

　　不可以只在抽象意义上理解“战争与和平”的概念。对此拥有清醒认识的已故日本学者津田道夫，也值得致以特别的敬意。上世纪70年代，围绕南京大屠杀的学术论争风暴席卷日本社会，而在进步学者之中，津田先生又最为特别。他撰写了《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一书，从“精神构造”这一非常独特的角度勇敢而彻底地剖析了战时日本人残虐行为的人性根源。

　　在书的最后，津田先生写道：“我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代表日本国家，但作为一个日本知识人，或者更应该说作为一个日本人，我想通过本书向中国人民表示谢罪。我这样说不是站在民族虚无主义的立场上，当然也不是卑屈，而是以伴随着实际行动的谢罪来恢复日本民族——人民的民族的荣誉。”这段来自日本知识分子的话至今读来都颇感震撼。

　　从哲学的角度审视和反思日本的战争责任，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是这方面最著名的日本学者。读过他《战后责任论》、《国家与牺牲》、《靖国问题》这些著作，就会发现日本社会存在的那些关于历史认识的谬论，拥有哪些思想上的根源。

　　他认为，战争责任是无法回避的，“考虑到今天日本的现状，‘战争记忆’的时代逆行也是很清楚的。‘战争记忆’是在人们忘却的时候，或者是在人们主观上想要忘却的时候，突然像‘亡灵’一样回来，查看日本人是否做好了服丧作业，不仅对本国的牺牲者，而且对他国的牺牲者，日本人是否真正感到了哀痛。”

　　高桥先生直言应当保持“耻辱的记忆”，“为它羞愧，不要忘记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要一直作为今天的课题意识到这一点”，“只要忘记了对死者的责任，任何以现在为中心或面向未来的解决都是不够的。因为耻辱的记忆在向我们追问过去、现在、直到未来对世界的责任。”高桥先生的真知灼见无疑是对强调“面向未来”的安倍谈话的有力反驳。

　　不只看到自己伤口

　　对于战争双方来说，经济崩溃、民生凋敝等惨象在记忆链条上有重合的部分，但在70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里，日本的“加害者”行为毋庸置疑。然而闪现在广岛和长崎上空的那两道“无声的闪光”却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甚至反转了日本人的战争记忆。

　　拨云见雾看进历史深处，需要勇气。我遇见的来自广岛和长崎亲历原爆的人们，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他们在自己的伤口之上，也看到了别人的伤口。

　　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先生对家乡广岛有过精辟的论述，“广岛既是被害者的象征又是加害者的象征，但首先被视为加害者。”这样的深刻见解来自其大学时代华侨同学的言论：“广岛原爆，是受到报应”。这位访华600余次的老先生，在此后的人生中每每提及“报应论”显得非常坚定。在我看来，这正是超越感情记忆、直面历史事实的典范。

　　国际经济评论家石田护先生，早在十年前便写下《广岛背后的疑问：责任》一文，深刻追问广岛悲剧背后的加害者责任。借着采访的机会，我有幸成为这篇文章的第一个中国读者。

　　石田先生坦率地说，当时日本国民的狂热情绪也是战争扩大的推手之一，当时还是少年的他见证了这个过程。“日本的体制产生集团狂热的俘虏。”他在文章中写道，“日本不能再成为那样的囚徒，这正是那场战争留下的教训。”石田先生虽是经济学者，对中日关系也非常关注。希望这位老先生的见解能够跨越国境，增进两国普通人的理解。

　　长崎原爆经历者小川忠义先生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听说我希望采访一位原子弹爆炸的亲历者，此行给予我诸多帮助的九州日中文化协会会长张晶先生介绍我认识了他的朋友小川先生。小川是一个一辈子生活在长崎的普通人，幼年经历了原子弹爆炸。他坦率地承认，自己对很多历史细节并不清楚，但我觉得，他在有限的认知范围内，勇敢地面对了“难以言说”的记忆。“原爆受害者，如果只讲自己是受害者，很难得到被害国人民的理解。历史上加害之事，做过就是做过了。诚实道歉、主动和解，就可以做朋友了吧。”在长崎原爆资料馆采访的那个下午，小川先生对现政府强推的安保法案表现出浓重的担忧，“那一定会招致战争的危险。”

　　以上这些人的想法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我不得而知，而正因为他们生活于一个逐渐忘却战争记忆的日本，他们表现出的态度值得被更多人获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