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请我写一部电影剧本

　　三天后，我就写好了这部名为《蜜月》的喜剧剧本，我自己感觉写得是比较好的。但是剧本是不可以寄到香港去的，而是要由香港派专人来拿的。李萍倩拿到剧本，立刻请傅奇演男主角，石慧演女主角。李萍倩导演水平高，《蜜月》放映后，连映一个月，场场客满。长城公司因此渡过了经济难关，非常感谢我们。舒适写的《红灯笼》，由朱石麟导演，反响也不错。

　　过了一段时间，长城公司又托人带信来说，请沈寂再写一部电影剧本，朱石麟要拍一部家庭伦理片。我答应了。因为朱石麟曾和我讨论过要将故事放在某个节日里，家里人都团聚的时候，于是我就写了剧本《中秋月》，讲的是一只月饼的故事。当时在香港，人人有失业危机感。有一个公司小职员（韩非饰演），平时上班口袋里只带五元钱。一天到公司后，他听到同事都在说，今天是中秋节要送礼的。他看到其他职员送给茶房赏钱3元、5元。他不好意思就将口袋里的5元钱送给了茶房。这时，他想到，给经理的礼还未送，否则，工作要保不住的。就赶紧回到家，拿了仅剩的5元钱，买了月饼直奔经理办公室。可是在走廊上见到了副经理，副经理以为是给他送月饼的，便客气地把他拉进办公室，结果他只好将月饼送给了副经理。出来后，他知道不给经理送礼，经理要不开心的。可是，这时他已没钱了，怎么办呢？他忽然灵机一动，赶到家里将姐姐送来的四式礼，赶紧拿了去送给经理。送完礼后，他刚跨进办公室，姐姐打电话问他，我送给你四式礼，你为什么不还礼给我呢？他一听，又急忙去借钱买了四式礼送给姐姐。这时，天色已晚，他想到儿子晚上要吃月饼，就摸出口袋里的所有零钱，在马路摊头上买了一只月饼回家给儿子吃。可是，他刚跨进房门，又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张付学费的通知。他无奈地摇摇头，长叹一声，拉开窗帘看着天上的一轮明月。

　　朱石麟看了剧本，拍案叫好。这时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影片还未拍。这部戏是香港新现实主义第一部影片。朱石麟一字未改就开始拍了。放映后，《中秋月》的上座率虽不如《蜜月》，但评价相当高。

　　记得《中秋月》未送香港前，我们讨论过，白沉不同意，说职员没有反抗精神，一定要改。我说怎么改？白沉说：“你不改，就不能送出去。”舒适说：“你算啥？你一个人反对，不成为理由，职员要生存，不能辞职的。你就算写反抗了，香港也会剪掉的，拍不下去的。”20世纪80年代，《中秋月》被评为中国十大名片之一。当时，《中秋月》我写了四天，是香港凤凰影业公司投资拍的，由朱石麟负责。

　　1949年11月16日，上海八家私营电影公司合并为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简称“联影厂”。八家私营公司是长江、昆仑、文华、国泰、大同、大光明、华光、大中华。我们从广州回沪后也进入联影厂。

　　1952年4月1日，我们回到上海，电影界很多人来火车站欢迎我们。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厂长于伶、副厂长叶以群以及许多演员都来了。我们八个人先被送到瑞金二路一幢大楼里参加欢迎会，这是联影厂办公楼。于伶在大会上说：“在香港你们的表现相当好，是爱国的，我们欢迎你们回来参加工作。”会开好后，大家就回家了。

　　1954年有一天，厂领导蔡贲叫我到他办公室去，告诉我成立导演室的事。他说：“我们要成立导演室，要让导演们经常聚在一起开展政治学习，商讨电影创作等问题。”他还说，我们请陈西禾和赵明担任导演室的正副主任，请你来当秘书，负责日常工作。但无秘书职务，但也不叫文书，就叫总干事。我说：“就叫干事吧。”我无所谓。

　　此时，因为武定路办公楼不够用了，艺术处和导演室就搬到瑞金一路的办公楼去了。那里的房子大，房间多。导演室就在图书室隔壁。不久，赵明奉调去了北京电影制片厂。陈西禾主任不仅人好，而且还很有才华。他翻译的《罗曼·罗兰》颇受读者和专家好评。我到导演室上班的第一天，陈西禾就对我说：“沈寂，委屈你了。”这句话令我终身难忘。这是我回到上海后，第一次有领导这样和我说话，这样尊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