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故事中融入了东西方文化、伦理、价值冲突。严歌苓说：“小男孩代表了基督教的男性，他想救赎女子，但与情欲混为一谈。扶桑只要他情感中爱的部分，而不是要被拯救。”扶桑的遭遇是一部“苦难史”，书中流露出愤懑，她说：“如果现在再写这个故事，我可能不会那么气愤了，或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东西方的很多观念很难调和。”

　　严歌苓感叹，其实她一直在自讨苦吃。一天不吃点苦，跟自己没法交代。她几乎每天游泳2000米，趴在桌子前写几个小时，腰疼了就站着写，甚至一直坚信，“不写作不可爱，会对自己存在的价值怀疑”。

　　本报驻京见习记者 潘子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