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亿人口中，2亿多是老人。银发浪潮正以猝不及防的速度席卷中国。

　　按照联合国的传统标准，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新标准为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该地区即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有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将达1.67亿人，约占全世界6.98亿老龄人口的24%。

　　去年6月以来，本报推出了“养老方式调查”和“养老难题调查”两个系列报道，就养老院选择、老房加装电梯、老年护理床位紧缺、以房养老、“残独家庭”养老等问题进行了深度调查和报道。这些问题，并非上海独有，而是全国性的普遍问题。在此次全国两会上，这些本报重点报道的问题也受到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关注，他们纷纷建言献策，期待尽快补齐老龄化社会的“短板”。

　　全国各地都有“悬空老人”

　　海霞委员：加大补贴简化手续推进加装电梯实事工程

　　去年10月14日，本报头版和焦点版以《老房欲圆电梯梦，究竟难在哪儿》为题，报道了童双春、李青两位滑稽界老艺术家遇到的上下楼难题，反映上海众多老人对于多层住房加装电梯的迫切需求，引起很大社会反响。随后，本报又推出“关注多层住房加装电梯”专栏，连续报道了上海正在逐步推进的旧房加装电梯工作、成功案例以及难点所在。

　　在此次全国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海霞递交了《关于适应老龄化需求，多措并举，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提案》。

　　海霞是央视节目主持人。这已经是她第二年就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事向全国政协提出提案了。据调查，全国七成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口居住的老旧楼房无电梯，高龄、失能和患病老年人出行变得越来越困难，有些老人常常几天才下一次楼，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海霞说，她自己就经常在小区里看到一些高龄老人因为腿脚不便，爬不动楼梯，成为“悬空老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海霞发现，全国各地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问题的重视程度和出台的规定水平参差不齐。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只有北京、上海、广州、福州、南京等地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出具体方案，各地方案的规定也不尽相同，有些还不太具有可操作性，使得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面临困境。

　　首先是筹资难。加装电梯的资金来源不能保证。目前，电梯加装和维修费用多以自筹为主，也有一定政府补贴。如北京市规定，试点楼房每个楼门补贴48万元，房改房原售房单位同意的，可以使用房改售房款。其次是协调难。业主的意见难以统一。在已出台的规定中，多数都明确规定必须征得“2/3及以上业主同意”，有些须征得“全部业主同意”。而楼上楼下居民意见不一，协商很难。再次是审批难。很多地方审批流程复杂，手续繁琐，报批材料很长时间都得不到批复，老人们望眼欲穿，很多老人就在无望的期待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为推进这件民生实事，海霞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各地应以立法的形式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予以确立，以法律的“强制性”保障加装电梯工作的贯彻落实，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刚需。其次，政府提高补贴金额。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每部电梯50%或以上的补贴。

　　第三，目前各地出台的政策多数要求2/3以上的业主同意，甚至全部业主同意，使得工作很难推行下去。楼层越多，利益关系复杂，对这项昂贵支出的分担方式就越容易起矛盾。建议将现有规定修改为：获得每单元1/3到1/2的业主同意即可通过。

　　第四，确保电梯的质量和安全。各地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必须确定责任主体，谁主管谁负责。

　　第五，简化审批程序。在这方面可以效仿福州市和厦门市政府的做法，在行政服务中心专设旧楼加装电梯一条龙服务窗口和一站式办公，专门受理和办理有关审批手续，提高工作效率，推进工作顺利进行。

　　海燕在接受采访时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政府的补贴金额还会起到杠杆作用，撬动民间资本投入电梯加装、使用、维护，带动建筑业消费升级，也符合国家供给侧改革的要求和目的。

　　“残独家庭”多达170万个

　　严诚忠代表：设立第三方资产管理机构提供针对性服务

　　去年11月17日，本报第四版刊登了《我们不敢老，不然孩子怎么办》，报道了一个特殊群体的养老困境。这就是“残独家庭”的父母。他们说：“我们这种家庭和失独家庭相比，有另一种麻烦和痛苦，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尾巴’要安排好，不然我们死不瞑目。”

　　据调查，目前上海约有6万-7万名智力残疾人，其中独生子女占50%-60%。这样的家庭至少就有三四万人。另外，还有相当一批重度残疾的或多重残疾的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也有同样的困扰。这些家长提出能不能实现“身前托付”？他们希望建立残疾子女监护长效机制，成立一个信托基金，如“残疾人公益抚养基金”，打造一个“无忧工程”。

　　这一情况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东华大学经济发展与合作研究所所长严诚忠的重视。为此他在本次人代会上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关于吁请设立残障子女家长遗产第三方管理机构（职能）的建议》。

　　严诚忠说，他身边也有这样的家庭，深感他们的痛苦。有位同事的儿子是智力残疾，已经快40岁了，生活基本能够自理，但没有劳动能力，看病还是要家长陪着，因为他说不清楚自己的病情。父母也70多岁了，最担心的就是自己“走”了以后，孩子怎么办？他们为孩子存了一笔钱，但孩子没有行为能力，无法掌管财产，今后的生活、医疗谁来照顾？

　　据严诚忠掌握的数据，在多年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中，由2位（或1位）60岁以上老人照护1名（鲜有多名）智障或残疾子女的家庭，全国有170多万个之多！当父母健在时，他们的家庭生活尚能正常维持，且老人总会为子女留有一定的积蓄，以备身后之需。然而，一旦老人先后故世，子女没有能力打理遗产或管理财物，其窘境可想而知。这也是这类家庭中老人最大的后顾之忧。这样一个家庭资产被无理侵占或骗走、造成残疾子女生活无着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当然，为应对此类事件，有关部门往往会提议在当事人离世前，给其有智障或精神残疾的子女找好监护人。但这看似容易的事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困难，或者无法操作。比如，残疾人的父母的兄弟姐妹也已六七十岁，无法担任监护人；他们的子女也不太愿意担任监护人；另外，如果监护人由于某种原因先于被监护人离世，那么被监护人就会再次陷入困境。

　　目前，除了北京以外，全国各地都没有上述“身前托付”的业务。为此，严诚忠建议，国家民政部门要关注这类人群与家庭的现实困境，创新机制，由政府、残联以及企业、社会组织等设立第三方资产管理机构，受父母委托履行监护职能，为此类有残障子女的家庭提供针对性服务，使其正当权益得到保障。而残疾人的父母也可以成为监事会成员，对资金使用进行监管。

　　“70岁照顾90岁”如何解？

　　朱国萍代表：大力发展医养结合的护理机构

　　去年6月22日，本报刊登了“养老方式调查”的第一组报道，其中《70岁照顾90岁困局怎解》，讲述了72岁的华女士照顾98岁瘫痪老母多年的故事。对高龄且不能自理的老人来说，他们的子女也已步入老年，照顾起来力不从心，但送养老院又谈何容易？

　　“像这样的情况在社区里很多。我想为高龄、患病老人和他们的子女呼吁！”昨天，全国人大代表、长宁区虹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朱国萍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今年春节她去一户人家拜年，那是一位老党员，已经90多岁，瘫痪在床，还患有多种慢性病。老人由他的儿子媳妇照顾。儿子媳妇都很孝顺，对老人照顾得很好。但也已步入老龄的他们，因此也没有了自己的生活。那个儿子说了这样一段话，让朱国萍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是一辈子苦。我是老大，家里子女多，条件不好，长身体的时候，好的东西都留给小的吃。读书的时候，要做家务，书没有读好。该工作了，我去了农村插队落户，把留上海的机会让给弟妹。后来我在外地工作、结婚。现在退休总算回到上海，和父母住在一起，服侍老人。现在自己也快70岁了，养老金很低。我也没有出去旅游过。因为父亲不能自理，家里不能断人，即便是买菜、去超市，我和妻子都只能轮流出去。你看看，我现在有生活质量吗？”

　　朱国萍说，像这样和年迈多病的父母“捆绑”在一起的小辈有很多，他们是“三陪”——白天陪吃饭，晚上陪睡觉，生病陪看病。还有一户人家，老母亲80多岁，因为脑梗摔跤，意识不清，几个医院轮流住，儿子女儿都没有固定工作，为了照顾老母亲，也没法找工作。“现在医院最多住两个星期，就要出院，养老院的医疗条件又不够，这样的老人进出都靠救护车的。回家后，家里人照顾也力不从心。”朱国萍说，像那个老太，如果有一个医养结合的机构收她，儿子就可以去工作了，生活也可以改善一些。

　　朱国萍建议，大力发展医养结合的护理机构。不管是政府办还是社会办，都要积极支持，希望每个区都能再建一个有几百个床位的护理院，让有需求的高龄老人优先长期入住，使他们不再为转院而折腾，也解除子女的后顾之忧。 （本报北京今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