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12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回望中国邮政走过来的或艰苦，或辛酸，或愉悦的一步步，意义非凡；那一段段由光荣和梦想铸就的百年历史，不断提醒着邮政人承继传统，拥抱更好的未来，为推进世界一流邮政企业建设努力奋斗。

　　1896年3月20日，清光绪皇帝正式批准开办大清邮政官局，清代国家邮政诞生，中国邮政跨出了它的第一步。

　　两个甲子过去，在一代又一代邮政人的坚持和努力下，中国邮政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就：建立起以首都为中心、沟通城乡、覆盖全国、联通世界的现代化邮政企业——拥有营业局所5.2万个，投递汽车、摩托车、电动三轮车等12.4万辆，邮路总数2.3万条，邮路总长度（单程）630.6万公里；全面实现邮运快速化、作业机械化和自动化、营业窗口电子化、管理信息化、服务多元化；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部门，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在2015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中国邮政位居143位，比2011年提升了200位，连续4年排位上升。

　　赫德插手邮递事务

　　提起中国近代新式邮政，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赫德。这位1854年来华的英国人，起先在香港英国商务监督公署任职。后入中国海关，任粤海关副税务司。1863年，升为海关总税务司。清末近代邮政的发端，就是从海关兼行邮递事务开始的。

　　1861年，英、法、俄、美等国根据《北京条约》，在北京设立驻华使馆，为了方便，各国驻华使馆来往文件交由1861年成立的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转交中国驿站代寄。当时恰逢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部队活跃于中国南北许多省份，北京、镇江间不断发生战事，总理衙门负有“保安照料”各国往来文书的责任，不得不对此有所担心。因各国文件主要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1865年海关总税务司署由上海迁至北京后，总理衙门打算将递送各国使领馆文件的工作交由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籍雇员赫德办理，赫德很早就想插手中国邮政，他曾说过，“远在1861年6月我初次到北京时，已经提出照西方办法办理邮政”。总理衙门抛出的这支橄榄枝正中赫德下怀。

　　从1866年12月起，海关总税务司在北京、上海、镇江、天津海关先后设立邮务办事处，兼办邮递业务。次年，赫德公布了邮件封发时刻表和邮寄资费，收寄范围限于使馆文件和海关本身公私信件。1868年1月开始在天津收寄外侨的信函。海关兼办邮政，为近代邮政的雏形。

　　19世纪40年代，近代邮政在英国兴起并很快传遍欧洲，它不同于中国古代邮驿，履行普遍服务，方便公众用邮，“裕国便民”。它在中国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客邮。各国客邮从各通商口岸不断向内地扩张，执行各国邮章，使用各国邮票，收寄华洋商民信件。郑观应、薛福成、王韬等有识之士纷纷发表文章，要求裁汰驿站，兴办近代通信事业。

　　1878年，在李鸿章的支持下，由赫德主持以天津为中心，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营口）、上海5处海关试办新式邮政，揭开了中国近代邮政的序幕。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是清朝统治阶级中支持海关开办邮政的重要推动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式邮政的引进。出洋考察的官员们亦注意到美国华盛顿遍设邮局邮筒、信件杂多的场景，推动新式邮政建设的呼声愈来愈高。即便如此，清廷对正式开办大清邮政一直缺乏规划。敏锐的赫德曾注意到，总理衙门只有在形势迫使其不得不做出改变的时候，邮政事业的开办才会有动力和资源。这样的窘境出现在中日甲午战败，因《马关条约》需要大量赔款而又财政拮据时，总理衙门才意识到新式邮政“裕国便民”的功用，从而“打听邮政制度，指望从邮政来增加税收”。

　　几番周折下，海关试办邮政18年后，1896年3月20日，总理衙门奏请光绪皇帝扩充海关邮务，改为正式的国家邮政，光绪皇帝当日即在此奏折上朱批“依议”字样。由此，大清邮政官局成立，清代国家邮政诞生。清代国家邮政开办后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兼任总邮政司，邮政仍由海关管理。

　　凭借国家支持，大清邮政官局推行稳妥的发展方针，积极发展新式邮政，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清代邮政于1897年2月20日正式营业，以通商口岸为中心，依次向内地扩展。到1911年，清代邮局和代办所发展到6000余处，邮路达30余万公里，初步建立了覆盖全国的邮政通信网。1911年5月，海关结束了兼办、试办、开办3个阶段约50年的邮政历史，将邮政业务全盘移交给清政府设立的邮传部，交接工作历时5年，至1916年邮政业务彻底脱离海关，正式形成了中国独立自主的邮政机构。

　　上北大不如中华邮政铁饭碗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大清邮政随之更名为中华民国邮政，简称中华邮政，大权掌握在当时邮政总办法国人帛黎手中。大清邮政建立以后的很长时间仍然存在着与邮政平行的其他通信组织：国家邮驿、民信局和客邮局。民国时期在邮政当局的积极整顿下，中华邮政逐步取代这些通信组织并实现统一。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战乱频仍，政坛丑闻百出，民族工业艰难发展，而此时的中华邮政却以良好的经营势头，“一枝独秀”于萧条百业中，构成了近代邮政发展的黄金时期。乱世中能有这样的成效，与中华邮政始终保持全国集中统一管理，实行比较科学的业务管理、财政管理和人事管理制度有关。就拿人事管理来说，中华邮政各层次员工都是通过不同级别的考试进入邮局，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进入邮局工作就相当于端上了“铁饭碗”，一生衣食无忧。江西上饶一名叫毛组培的青年在去邮局工作还是去北京大学上学间选择邮局就很具备代表性。

　　据说，毛组培举棋不定时，是高中老师的一番话点醒了他：“就拿我做例子吧，我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靠朋友的帮助，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高中的专任教员，每月工资144元，已经很幸运的了。再看我的一个同学，每月工资800元，是我收入的几倍，而且职业有保障。但他当年考入邮局时，工资也不高，是逐步增加的。何况你要升入大学，首先必须付出1600元学费。”毛组培放弃了就试北大的机会，到邮局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