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梁波罗兄是一个“上海老克勒型”的艺术家。他的举止做派，温文尔雅，一切均是自然流露，毫无造作之感。这和他的良好出身及所受教育有关，也跟他的人文修养有关。当初考大学，华东师大中文系和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通知双双到达，他在反复斟酌之下才放弃全国重点大学中文系的选择。梁兄能一举考上名牌大学中文系，盖因其拥有文学才华，所以日后无论在表演系求学还是在演艺事业中拼搏，其文学才能一直助益于他，让他身上充满书卷气。

　　梁兄的儒雅是由内而外的质素。最让我动容的是：他在回忆人生时，绕不过某段荒唐的历史大背景，其间也不得不提到道德不堪者对他的落井下石和雪上加霜。说起这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细节，他不由得泪湿眼眶。但即便如此，他也不愿直点其名，更把这些细节排除在自传之外。这份宽恕和宽宥，与其说是出于现实考量，不如说是君子之风的人品使然。

　　梁兄的善解人意、乐于助人，也给我留下美好印象。话说有一年，我主持的杂志有个记者去采访一位老一辈电影表演艺术家，老人家谈兴很浓，让女记者四入家门，竹筒倒豆子般将人生经历和盘托出。记者据此写出生动长文，我拍案叫绝。孰料，当记者最后请老人家过目时，她对稿子“大动干戈”，很多“生动细节”，被她“斧削”干净，只留下干巴巴的“主流表达”。记者说，她大概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一边大删，一边自嘲，以此表达某种歉意。唉，这“四入家门”写成的一万余字长篇好稿，如今只剩下四五千字尽人皆知的若干事迹，太令人丧气了！于是，我对记者说，稿子本期暂时不发了，你跟老人家再争取一下，有否可能“恢复”一部分“精彩细节”。

　　数天后，正逢文联某次活动，共进晚餐时，我与梁兄坐在一起。听我说起这些，梁兄主动“请命”，说他与这位老大姐共事多年接触频繁，他会见机行事，说服老大姐不必过虑，也让采访的记者有点成就感；何况文联会刊“思想”和“权威”并重，卓有声望，您老人家好不容易抽出时间来应允记者全方位专访，如果“积极配合”的结果，却没有达到“全面展示风采”的效果，岂不可惜……

　　我以为梁兄的“好心”只是“顺便挂心”，哪想到，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心人，雷厉风行。不几日，我刊记者就接到老人家电话，让去一趟她家，然后开始大段大段地“恢复”……文章发出后，好评如潮，我情不自禁感激梁兄的暗中相助。他的善解人意和雪中送炭，非常温馨，而事后又决不夸耀。

　　至于说到梁兄的“小老大”银幕形象，说到他在当年电视荧屏上高歌一曲《卖汤圆》的绕梁余音，像我这个年纪的上海人，可谓是“共同的文化记忆”。为什么如今他只要出现在公众场合，依然大受欢迎？尤其是中老年观众，眼神中的崇拜，一如今日青少年对日韩明星的发烧。无他，只因那些源于历史的深刻记忆，已然构成一种文化情怀，和他们的人生牵连缠绕。怪不得当梁兄重病“转危为安”时，观众来信曰，你的健康不是你个人的事——深爱他的观众，已然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与他情感与共；梁兄的“小老大”形象，不管岁月如何磨蚀，永远定格于风华岁月！

　　有时候，站在梁兄的身边，感受着人们眼光炽热的炙烤，我的“正能量”似乎也有所激发，我感受到一个人格风貌和言行举止俱佳的艺术家的人格魅力。我想，“与有荣焉”是不够的，我要向梁兄学习——面对事业，面对家庭，面对友情，面对背叛，面对诱惑，面对种种，以儒雅的身姿、谦逊的态度、宽恕的情怀、昂扬的精神，将人生之舟驾驭好。

　　梁兄请我为他的新作写序，我要把这次难得的“合作”，作为一次有意义的纪念，也作为一次人生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