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石库门里宣告诞生。今天，我们回望历史，细节虽有些模糊，意义却更为清晰和重大。

　　1920-1921年的上海发生了什么？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解密档案，正是还原历史细节的一把钥匙。1920年代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的开放卷宗，通过细细解读这批档案，后人可以以更加清醒的自觉，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历史必然性。

　　租界警务密报

　　自1843年开埠以后，近代上海逐步形成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一市三治”的奇特政治格局，由于缺乏统一的权力中心管控，那分割的地理格局、不同的行政管理制度、混居的活动人群，折射出近代上海那个光怪陆离的现代化图景。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多元结构所造就的“无序的活力”，影响着人们的行动进而形成历史事件。 

　　在华洋杂处、分而治之的1920年代上海，一年中，发生着数不清的琐事和要闻，密谋和公务。1920年8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日报》在“中国情报”一栏中，突然出现长达36行的情报秘闻：

　　陈独秀，前北京大学教授，现居环龙路。据报道称，陈正于该处安徽籍人士中组织一社团，旨在改进一系列安徽事务并废除现任督军。

　　几个月前关于陈独秀的调查表明，陈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安徽人，大约35岁。去年，在学生进行反对将胶州割让给日本的游行示威时，陈独秀受到北京政府的逮捕。政府指控他作为一些书籍的作者，在书中有鼓动暴乱的倾向。

　　到达上海后，陈独秀去了全国学联和江苏教育联合会，但并没有参加任何学生会议，至此也可以确定他并没有公开卷入到学生动乱中。一般认为，陈独秀是一位相当激进的改革者，在北京时曾撰写过一些书，这些书在发行流通之前就被政府控制了。但是在没收前，学生就从政府圈得到了这些书的一些印本。

　　以上文字，是由工部局警务处长麦高云呈送总办利德尔的报告。《警务日报》是用英文撰写的，将陈独秀的名字拼写为Chen Tuh Hsu,推测其年龄“大约35岁”，这与事实有些出入，1920年陈独秀已经41岁。

　　《警务日报》是工部局警务处编制的日报，从1907年1月1日到1938年6月30日，每日一份，由警务处呈送总办处。《警务日报》中的重要内容，总办通常会批转给工部局相关职能部门处理或提交工部局董事会议及其各委员会——公共租界的决策与咨询机构，并加以讨论。

　　《警务日报》这则长长的文字，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租界警方已十分关注陈独秀的行踪动向。

　　公共租界的密报，探知陈独秀在1920年8月正于“安徽籍人士中组织一社团”。这些密报虽然未能破解出陈独秀组织社团的真正意图，但却还原出一个重要事实：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正式成立，选举陈独秀为领导人，称为“书记”。

　　城市并不只是历史事件发生的地方，而是历史人物积极活动的场所。1920年代，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时代大潮中，怎样将马克思主义思潮转化为建党的实际行动，点燃了红色革命的薪火？

　　渔阳里红色弧光

　　1920年的中国，刚刚经历疾风骤雨般的五四运动，社会民众的情绪似乎在创痛中得以短暂慰藉。

　　新年到了，租界的洋人们正沉浸在跨年的兴奋中，北洋政府依旧在分割、动乱中履行行政统治。就在元旦这天，上海《星期评论》周刊发表《红色的新年》的新年宣言：

　　一九一九年末日的晚间，

　　有一位拿锤儿的，一位拿锄儿的，黑漆漆地在一间破屋子里谈天。

　　……

　　他们俩又一齐说：

　　唉，现在我们住的、着的、用的、吃的、喝的、抽的，都没好好儿的！

　　我们那些锤儿下面作的工程，锄儿下面产的结果，

　　那儿去了！

　　冬！冬！冬！

　　远远的鼓声动了！

　　劳动！劳动！

　　不平！不平！！

　　不公！不公！！

　　快三更啦！

　　他们想睡，也睡不成。

　　朦朦胧胧的张眼一瞧，

　　黑暗里突然的透出一线儿红。

　　这是什么？原来是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到远东。

　　那潮头上拥着无数的锤儿锄儿，直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的不平不公。

　　……

　　这红色的年儿新换，世界新开！

　　时处危局，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让新兴知识分子发出红色新年的呐喊。《星期评论》与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创办的《每周评论》齐名，被时人称为“舆论界最亮的两颗明星”。

　　随着陈独秀的南下上海，舆论界的南北执牛耳者有了地理和思想的交集。

　　1920年2月下旬，农历除夕，陈独秀悄然来到上海。他是被北洋政府通缉，危急之中由密友李大钊扮演骡车车夫，亲自护送到天津，从而转乘海轮到上海的。在途中，他们商定了一件严肃而重大的事件——“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

　　不久后，陈独秀住进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的石库门里弄，《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由北京再迁回上海。仿佛有着神奇的磁力，这里先后聚集了李汉俊、俞秀松、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李达等一批新文化运动者和早期共产主义者。沈玄庐、李汉俊是《星期评论》的主笔，邵力子是《民国日报》主编，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办人。一时间法租界渔阳里一带，悄然热络起来。据陈望道回忆：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上海已成为逾出新文化范畴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聚集地。

　　就在酝酿筹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日子里，一本薄薄小书——《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如同下了一场及时的春雨。这本译作气势磅礴，始译后便成为千古名篇。陈望道、李达的相继到来，为共产党发起组又增加几员虎将。由于上海的“一举一动可以影响全国”，这里成了中国青年最向往的地区之一。参与浙江一师学潮的俞秀松便是其中一名代表。在北京大学旁听期间，经李大钊的推荐，俞秀松也来到上海，和他的老师陈望道一起，一头扎进组建共产党的队伍中。

　　就在渔阳里逐渐升温的建党过程中，苏俄对中国由关注的目光转化为实际的行动。1920年3月，列宁和共产国际决定，由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列宁给代表团下达了三项任务，第一项就是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

　　代表团的负责人是俄国人维经斯基。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代表团一行五人，以俄文报纸《生活报》记者的身份，于1920年4月初来到北京。经李大钊牵线，旋即来到上海拜晤陈独秀。

　　一时间，群贤毕至，聚集上海滩，渔阳里红色弧光初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