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下话剧人气氤氲，其成分、含量及比例，正由不同的剧作以不同的方式加以探测和提升。话剧《大清相国》六月下旬首演，观剧者众，票房飘红。该剧取材于王跃文的同名历史小说，想必在涌进安福路底楼的人群里，小说的粉丝不会少，受人推荐而来者也不会少。

　　该剧演绎清顺治康熙年间，陈廷敬从一介书生直至数部高官，五十年中历经宦海沉浮、心潮震荡，坚持不忘初心、践行理想，最终功成名就、全身而退的故事。编剧洪靖惠将小说的故事掰碎重揉，形成京剧《四进士》式的剧情主干，四位清代举子的茶馆结拜，与四位明朝进士的双塔盟誓近似，陈廷敬与毛朋的角色与作为更似，共同指向肃贪惩腐、整顿吏治的主题。再加上“原创话剧”的冠名，该剧借古喻今之意，好比一部新机车的前灯，从几百年开外的幽深隧道中射出来。难怪清装演员站了满台，却始终连“喳”都不喊一声、连“千”都不打一个。

　　该剧的显线是陈廷敬的仕途沉浮，伴随其与索尼、鳌拜、索额图的恩怨，与三位结拜兄弟尤其是张汧的友情，与索尼之女月媛的悲欢离合。个性的鲜明及反差，情节的曲折与突转，环环相扣，引人入胜，使戏剧具有较强的艺术观赏性。

　　该剧的隐线是陈廷敬的心路起伏，伴随其上京赶考、金殿陈词、状元被夺、红颜痛别、贬官离京、受命肃贪、好友被刑。主演田蕤较有层次地演出了人物的思想和情感轨迹，从正直少年至练达官员的整个过程。陈廷敬为官之道，是“五字诀”。编导演合力将其“忍、等、稳”三字，即在逆境下的坚忍、等待，顺境中的沉稳表达得纤毫毕现，又通过索额图、高士奇之口，将其在肃贪中的“狠”字作了侧述。作为康熙钦点的肃贪主将，陈廷敬的“狠”字诀是必然的、必须的，对于一位君子来说，必将接受“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结局。这“八百”是好友和心爱之人，更是心理的磨折、心灵的创伤及所造成的异化——这才是反腐最大的成本所在。

　　在笔者看来，陈廷敬的心理磨折、心灵创伤及异化，正是该剧的悲剧核心，并集于“隐”这一字上。当剧情发展到索额图高士奇设计陷害张汧时，编导舍弃了张汧向月媛诉说原委这一颇为合理的情节，以此为代价让月媛向陈廷敬发出了“来世不相见”的毒誓。这正是陈廷敬“隐”字诀的一次显露。

　　“隐”与“忍”大不相同。“忍”是被迫的，“隐”则是自发的，从表面看，当陈廷敬处于索尼鳌拜之争时，他是个失败者，失去了应得的位子和应有的妻子；当陈廷敬处于索额图和纳兰明珠之争时，他成了胜利者，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和“大清相国”的美誉。但实质上，陈廷敬丧失的东西更多。

　　当他救张汧，拼命向康熙求情并道出索额图之罪时，却被康熙以“容贪之罪不亚于贪”轻轻晃过，顿时明白了这位明君暂留索党以制衡纳兰的隐衷。于是他选择了“隐”，隐去了真相，隐去了真话。“五字诀”以“忍”为始，以“隐”为终，缺一不能全身而退。只为皇帝分忧，没为皇帝惹事，这就是他在“狡兔死”后还能避免“走狗烹”的原因。

　　一个易被忽略的事实是，与思想家或文学家相反，君王的话总在当时一言九鼎，时过境迁便会迅速贬值，甚至一钱不值。概因君王总是站在当时和己处说话，无论明君还是昏君。“完人”之评，并不被后人广泛认同，包括原著作者在内。王跃文说，他不信有什么“完人”，即使在史料中找不到陈廷敬的任何瑕疵。据他判断，“完人”出现的原因是中国人面对现世红尘，很容易沉湎于古往，于是好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史官稗官评价古人，也大多使用朴素的民间思维，即好人一好到顶、坏人一坏到底。王跃文自评这部小说的创作，也落入了这一窠臼，虽不是自觉，却也是愿意的——因为他真正在意的并不是历史，而是希望。只可惜他写的是历史，这个希望永远是个不可及的梦，就像清王朝从未有过“相国”一职，只有主子一个、奴才一群。

　　话剧《大清相国》像陈廷敬和王跃文那样选择了“隐”。这对话剧来说，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因展示人性之正反两面，是戏剧矛盾冲突的原动力。倒是舞美设计所透露的信息，要比台词更清晰。两片城墙和两片圆柱形成中心演区，开合之间，有宫殿有茶馆，有书斋有死牢，似在暗示观众所有的人物和事件，无论是奋斗还是挣扎，都无不局限于这一历史的框架中。剧终，那个被君王盛赞的“完人”形容枯槁、神色颓唐地瘫坐在椅上，两片圆柱合拢，“大清相国”立碑再度垂下，全场掌声雷动。但在笔者看来，那些鼓掌的观众中，能理性地分析那块立碑的价值变化的，恐怕仍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