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总算办了一个上海人自己做的并和上海有关的展览。由旅法的上海艺术家、建筑学家张梁策展的《市民都会——上海：现代城市主义的样本》，首次以艺术家的视角回顾了上海城市的演变。

　　虽然这并不是一个规模宏大、形式语言上具有轰动性突破的展览，但它值得记一笔的。我希望它能成为一系列生根于自身土壤、关注自身问题的中国当代艺术的肇始。

　　相当长时间以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轰轰烈烈的“当代艺术”，很少关注过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和情感，也很少应对中国艺术自身的问题，它们更像是一场演给外国游客观看的旅游秀和赚取外汇的旅游产品，它们关心的是外国游客的消费心理。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致命伤——它没有群众基础。你不关心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这里的人们为什么要在乎你。尽管后来它在一些会折腾的“外国游客”经营下，成了艺术市场的热点，但大多数中国人对它的了解也不过是拍卖场上一次次的“天价”以及在时尚的艺术杂志上浑身名牌拗着造型的当代艺术名家们。

　　毋庸讳言，中国“当代艺术”相当大程度是对西方现当代艺术的模仿。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合理性。毕竟我国艺术曾在相当长时间里与世隔绝，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一些艺术家才突然发现，外面世界的艺术已是翻天覆地、千奇百怪，让人心跳加速。上海的一些艺术家领风气之先，纷纷开始效仿西方新的艺术样式进行创作。

　　这种效仿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至少突破了艺术界的紧箍咒，催生了中国艺术百花齐放的春天。它是中国艺术家在长期禁锢后重新获取世界艺术信息的一个学习过程，这与当时中国各行各业纷纷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潮流是一致的。

　　然而，如果我们始终停留在模仿西方艺术和讨好西方买家的水平上，那么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

　　真正的艺术一定是与它所生长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民众同命运共呼吸的。就拿我们“当代艺术家”效仿的西方现当代艺术来说，它们也是如此。譬如安迪·沃霍尔的电椅系列作品，它呼应的是美国社会当时对取消电刑的激烈争论。而我们的“当代艺术家”只是模仿了安迪·沃霍尔的艺术手法和样式，却没有学到他对社会尖锐问题、时代发展潮流等的关切之心。

　　同样，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家”效仿杜尚拿现成品来创作艺术，却没有了解到杜尚把小便斗和奶瓶架拿到艺术展览中去的目的是嘲讽艺术界的大佬们试图从现成品中找到美学价值。不料歪打正着，杜尚的小便斗反而从此成为西方艺术史上现成品艺术的鼻祖。虽然结局和目的有点搞笑，但杜尚对艺术的思考，并以自己的创作来应对他不认可的艺术观点，这才是杜尚作为一位艺术家的价值所在。而我们的“当代艺术家”在私下里不乏对传统保守艺术观的抨击，却几乎没有看到谁能够像杜尚那么有趣地创作出一件作品，令人感受到某种陈腐观念的可笑。

　　如今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好像是努力把模仿的功夫做到极致，比谁把作品做得更大，比谁下的傻功夫更多。但没有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之心，没有对人的关怀之心，没有对中国本土艺术重要问题的思考和应对，只是一味周旋在高端艺术平台和权贵的酒会上表演模仿秀，那么这种艺术的价值与一只猴子穿着燕尾服模仿人类弹钢琴有什么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