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观上看，离徐州不远的西南方向，群众基础比较好的是萧县二区。一区近国民党县政府，共产党进去比较困难。不过，解放军又不可能住在群众基础最好的赤贫农（当时尚无“下中农”一说）家中。赤贫农自己还没房子住，哪有多余的空房子给大部队住？这就是说，大部队只能住地主家里。当地有三个大村庄，可谓三足鼎立：一为纵瓦房，二为刘楼，三就是蔡洼。三大村庄都有很多地主大院。当地百姓对三大村庄上的地主有三种不同的评价：纵瓦房的“骄”，刘楼的“刁”，蔡洼的“孬”。什么意思呢？纵瓦房的地主受教育程度高，自恃有文化，高人一等，骄！刘楼的地主多是卖麻油的工商业地主，做买卖时岂止斤斤计较，简直是两两计较，花言巧语，滑头滑脑，刁！再就是蔡洼的地主是土地主，社会关系简单，爱抠门却不会抠门，孬！愚者易安，总前委驻在这样的村庄麻烦事少。

　　再从微观上看，总前委在蔡洼住的这一家，同共产党有关系、有感情，因此淮海战役前委安在蔡洼，实践证明是对的，高明的。

　　杜聿明不自信却信鬼

　　现在很多文章说是杜聿明的下属的下属不愿意住在有棵树的院子里，因为那院子像汉字“困”字；又有文章说是房东不想让人住，故意用“困”字来描述，借以吓跑蒋家军。我见过杜聿明被赦不久所写的材料，当时他走进院子后，身边的副官说这庭院像个“困”字，不宜住。杜聿明认为言之有理，更换了地方。这说明，人在走投无路时最容易投进“看风水”、搞迷信的陷阱。不自信则信鬼。

　　杜聿明的不自信早就有了。他认为淮海战役这个仗必败无疑。他的夫人曹秀清比他看得更清楚。在蒋介石把杜聿明从东北调到徐州当“剿总”副总司令时，曹女士就认为这个仗打不得，大闹过总统府，说杜身体有病开过刀，不应再去打仗。蒋介石不理睬。后来杜聿明果然又在淮海战役中吃了败仗，当了俘虏。曹秀清又大闹了一次总统府，要上司找回丈夫。后来蒋家军用“杜已战死”的说法蒙骗曹女士，曹女士方才罢休。从此，蒋介石就开始对曹女士冷淡和疏远。杜聿明的长子在美国留学，交不起几百美元的学费，蒋介石也不肯帮他付学费，逼得踌躇满志而不得入学的杜公子在美自杀。这就是蒋家王朝的“良心”。

　　是谁抓住了杜聿明？

　　不少文章说杜聿明是被解放军抓住的。这固然有理有据，可事实是先由萧县张老庄拾粪农民段庆香父子发现，报告并配合张老庄驻军四纵队十一师卫生处通讯员范正国、崔喜云二人抓捕的。这件事，我当时就在《大众日报》上看到过，不知怎的后来提得少了，甚至连杜聿明被俘的地点也变更了。

　　原来，段庆香曾经参加过革命，虽然脱离了革命队伍，但尚有一点斗争经验。他见杜聿明那一帮人要买他身上的破烂衣服，还要送他金戒指。这引起了他的怀疑，报告了解放军，并配合解放军抓住了杜聿明。可是，后来讲杜聿明被俘经过的文献都回避段庆香的这份贡献，就是因为他曾经脱离革命队伍的那段经历，这其实是极左观念作祟。

　　确认“高文明”是杜聿明的不是陈毅

　　关于识破杜聿明伪装这一点，我所知道的和电影里拍摄的情节不一样。其实，最早识别“高文明”的不是陈毅，而是陶勇、郭化若的三纵政治部主任陈茂辉。杜聿明曾写道，他误以为陈主任就是陈毅，以为陈毅已识破了他的伪装，他便用磨坊里的砖头来砸头自杀。杜聿明头上流血后走出门，别的俘虏见了都忍不住叫出：“副总司令……”陈主任这才确认“高文明”就是杜聿明。有些文章说是见杜聿明用进口手纸，才判断杜聿明是大头目的。我没见过这些材料。我只知道因手纸而漏馅的是守济南的国军司令王耀武。

　　陈主任确认杜聿明的史实，我是听原东海舰队苏荣将军（注：不是已被关进笼子里的“老虎”苏荣）对我说过多次。当时，粟裕派科长苏荣把杜聿明接过来。粟裕反复叮嘱苏荣：“要带活的来。”粟裕还对苏科长说：“派你去是因为你有文化，讲礼貌。”所以，苏荣在把杜聿明带往华野司令部的路上特别小心，严防杜聿明再次自杀，从而使得杜聿明得以活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陈其五等人起草的

　　杜聿明多次声称在战场上只听过陈毅的劝降书，没听到毛泽东的劝降书，这也许是事实。可是，陈毅的劝降书和毛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一而二，二而一。陈毅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写的，后来毛泽东又在陈毅的劝降书上修改加工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用大喇叭对着陈官庄的徐州“剿总”司令部喊话。陈与毛的劝降书都是由华野宣传部长陈其五等人起草的。

　　“文革”中，造反派每天都要让“牛鬼蛇神”念三遍《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可是，陈其五不念就背了出来。造反派大为惊奇，问他：“怎么回事？”陈其五说：“初稿是我主持起草的。”令造反派哭笑不得。

　　陈其五是安徽巢县人，蒙古族，原名刘毓珩。“一二·九”运动时为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时称“学生救国会”领导人。“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句名言首先出自于陈其五之口，是他在“一二·九”的演讲中既用中文又用英文讲出来的，但当时他还不是中共党员。“其五”这名字是刘少奇派他去卫立煌部做地下工作时为他改的。“文革”中他为此吃尽苦头。陈其五曾在新四军四师由我舅父任旅长的团部和旅部工作过，后来又到师部，担任过拂晓报社社长，是有名的大秀才。

　　杜聿明是李鼎铭先生的表弟

　　中国人很喜欢讲究家庭背景。我在“文革”前只知道诺奖得主杨振宁的父亲是复旦大学教授杨武之，不知杨振宁还有位岳父是杜聿明。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我聆听了他两次演讲。他夫人杜致礼陪同在旁，我这才知道杜致礼是杜聿明的女儿。

　　现在有文章说杨武之至死都不认杨振宁这个儿子。这是无稽之谈。杨振宁1971年回国做了很多好事，但最直接的目的还是看望住在医院里的父亲。杨离沪回美国前，《解放日报》发消息，标题就是《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回国探视父病》。

　　杨振宁对父亲、岳父都很好。十多年前，老朋友李前宽导演一边为我画像，一边讲了杨振宁在小范围看电影的故事。这位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说，电影中有个情节，周恩来派中科院物理所所长张文裕去抚顺见杜聿明，问杜：“你女婿是杨振宁吗？”杜答：“是。”然后杜伤感地说：“我对不起他们。”杨看到这里，当众号啕大哭。人都是有感情的啊！

　　杜聿明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家庭关系，他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的表弟。这是我与物理学家、蔡元培的儿子蔡怀新等听杨振宁讲演回来的路上，蔡怀新悄悄告诉我的。当时，还真令我大吃一惊。李鼎铭可是我崇敬的人物啊！是他率先提出“精兵简政”，是他自觉自愿献出全部家产。毛泽东劝他留一点，他却毫不犹豫地回答：一点不留。蔡怀新教授看我对此感兴趣，又补充一句：“杜聿明的表侄是老共产党人。”敌我双方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

　　杜、李是不是亲戚？这事我一直想请教米脂县的友人核实，可是见到米脂人时只讲正事，却忘了这事。蔡怀新是出名的不善辞令的老实人。我相信他的说法靠得住。后来，我又向老家仅距李、杜家一二十公里的上海社联副书记刘世军打听。他证实李、杜两家是有亲戚关系。

　　（摘自《上海滩》201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