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遇到两位“贵人”

　　那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布道异军突起，成效惊人，教士、教徒数目激增，遍及各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傅瑞卿也信上了基督教。在傅泾波少年时，傅瑞卿便将长子送进了美国教会办的北京汇文中学。

　　傅泾波在汇文中学就读期间遇到过两位“贵人”，这两位“贵人”对他今后的性格形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一位是孙洪伊。孙洪伊家原是天津北仓当地的望族，家境殷实，有万亩良田，可是八国联军入侵时，北仓遭到劫难，孙洪伊家产损失惨重，弟弟也被法国兵的枪弹击中不治而亡，这让孙洪伊看到了清朝的积弱和腐败，萌生了开启民智、教育救国的念头，于是变卖家产、捐资办学，先后兴办了普育女学、民新学堂、四成小学、北仓小学、电报学校、河东中学等，是当地教育发展的有功之人。孙洪伊乃早期的同盟会会员，以后，他又加人了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任内务总长。民国初期政坛上有著名的南北二孙，大孙乃民国缔造者孙中山，小孙就是孙洪伊。

　　当时，直隶省咨议局设在天津，傅瑞卿经常要去天津办公。因为直隶省咨议局的议长孙洪伊跟傅瑞卿是世交，所以有一次去天津时，傅瑞卿便把傅泾波也带去了。

　　孙洪伊留着一脸的大胡子，神采奕奕，傅泾波喊了声世伯，便坐在一旁听父亲和世伯说话。孙洪伊向来以雄辩著称，且说到国家民族之大事，口若悬河，慷慨激昂，一下就打动了傅泾波，临走，傅瑞卿把儿子拉到好友面前，郑重其事地拜托好友教导、关照自己的儿子，并且以后只要一去天津公干，总把儿子带去拜见孙洪伊。

　　傅泾波聪明机智，又有很好的国学根底，孙洪伊很愿意指点这个小世侄，所以将自己一身本事悉数传授，傅泾波也对这位前辈极其尊重，称他为“我的教父”，在孙洪伊的指点下，傅泾波练就了一手好文章，特别是官场文书、往来公文，几乎都是一挥而就，并在政治上早早地受到点拨和熏陶，迅速成熟起来。

　　另一位则是蔡廷斡。蔡廷斡乃清政府派赴美国的百名幼童留学生之一，在长达8年的美国生活中，他和多数的留美幼童一样，在西式教育的影响下，对中国固有的封建礼教和社会伦理观念有所抵制，成为几名首先剪掉辫子的学生之一。奉调回国后曾在北洋水师任职，亲历甲午海战，以后又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蔡廷斡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曾有“先做人，再做事，次做官。官可以不做，事不可不做，事可以不做，人不能不做”的名言传世。蔡廷斡英语极好，他曾选取唐宋诗122首译成英文，出版了《唐诗英韵》，是华人中系统英译汉诗的第一人。其他未成书的还有英译本《阅微草堂笔记》 《红楼梦选篇》等。因为他的文事武功均有卓越成就，故被当年上流社会冠以“儒将”之称。

　　傅瑞卿钦佩蔡廷斡的学识和为人，希望蔡廷斡能多多提携培养自己的长子，正好蔡廷斡需要一个帮手，也欣赏世侄娴熟的国文根底，所以便请傅泾波帮助自己处理中文信件。为了帮助傅泾波提高英语水平，蔡廷斡一直用英语跟傅泾波对话，不久，傅泾波便熟练地掌握了这门外语，能用英语自如地跟对方交流。每天课余时间，傅泾波都会去蔡廷斡处工作两小时，用赚来的钱贴补家用。闲来，蔡廷斡会跟傅泾波说起当初甲午海战的很多细节。

　　那时，蔡廷斡任管带的小鱼雷艇“福龙”号只有115吨，但是面对强大的日本海军舰队，蔡廷斡和弟兄们毫不畏惧，他们把日方最弱的一艘军舰“西京丸”从舰队编队中分割开来，驾驶“福龙”号冲向“西京丸”。当逼近敌舰时，“福龙号”连发两枚鱼雷，但都被“西京丸”号转舵避开。“福龙”号立即折回右转，当抵近至“西京丸”左舷仅40米处，又发射一枚鱼雷。根据当时在舰桥上观战的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中将的《回忆录》中描述：“目睹此情，本舰已无法躲避，我也只好闭目待毙。”谁知由于中国的鱼雷生产厂对鱼雷定深有误，鱼雷竟然从舰底穿过，当蔡廷斡再下令发射鱼雷时，无奈艇上装备的三枚鱼雷已经全部用完，只好全速退出战斗。返航途中，“福龙”号还救起了不少坠海漂浮的海军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