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之际，昨天，松山芭蕾舞团的新编《白毛女》在上海大剧院成功上演，69岁的森下洋子穿戴着当年周总理亲手赠送给她的“白毛女”舞衣和发套，饱含激情地跳满全场。轻盈飘逸的舞姿、极具张力的表演，谢幕时，这个情真意切的“日本喜儿”赢得了全场长达2分钟的掌声。

　　演出结束后，全体演员汇聚于舞台，用略显生硬但诚挚的中文表达感谢之意：“感谢中国贡献了这样一部有着美好深意的《白毛女》故事，我们相信它将成为展现当代和未来的艺术瑰宝，成为一颗永远闪耀在中国乃至世界舞台的明星。”最后，台上台下齐唱中国国歌，歌声在上海大剧院内久久回响。

　　“日本喜儿” 体态轻盈

　　若非亲眼看到舞台上“日本喜儿”轻盈的体态和娴熟的舞姿、极具感染力和爆发力的表演，很难相信69岁的森下洋子真能演完长达70多分钟、极耗体力的《白毛女》全场。而昨晚，脚尖旋转、托举、跳跃，森下洋子几乎没有遗漏任何一个技巧动作。身材不高的她为融入“许多个喜儿”中，甚至群舞时都以足尖舞蹈。

　　自1955年首度将中国故事《白毛女》搬上芭蕾舞台以来，松山芭蕾舞团的《白毛女》经历了多次版本更替。此次带来的新编《白毛女》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舞台上不只是一个喜儿，而是有一群喜儿。大幕拉开，饱受摧残的“喜儿”们被催逼着，她们衣衫褴褛、神情凄惨，她们背着沉重的枷锁，被地主恶霸踩在脚下。这些受苦受难的穷人群像，是遭受压迫的穷人的缩影。森下洋子说，正是从很多个喜儿的苦难中，诞生了人类的历史；又从很多个喜儿的梦想中，诞生了人类的后代。历史的记忆不能忘却，曾经的苦难不能忘却。

　　昨晚演出结束后，中国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第一代“喜儿”的扮演者石钟琴、第一代“大春”的扮演者凌桂明上台为森下洋子献上祝福，两个“喜儿”深情拥抱，留下了难忘的一瞬。问森下洋子这次分别在北京和上海演出的感受，她激动地说：“之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演，人民英雄纪念碑就在不远处，我在舞台上跳着，似乎能听到碑底传来的‘喜儿们’发自内心的呐喊，微弱却无比清晰。而在上海演，意义更不同，这里是诞生《白毛女》、诞生‘喜儿’的地方，我们要跳得更好，才能面对更挑剔的观众。”

　　虽然早就跨越了芭蕾舞女演员的职业生命年限，但森下洋子却丝毫没有“退场”之意，她说自己“就像40多年前第一次跳喜儿一样”。而之后，日本还有两场演出在等着她。松山芭蕾舞团已培养了两个不错的“喜儿”接班人，森下洋子笑说：“大家不用担心，有一天我不跳了，‘喜儿’也不会不见，《白毛女》我们会一直一直演下去。”

　　中国故事 创排芭蕾

　　1958年，松山芭蕾舞团的《白毛女》首次在中国公演，这次是舞团第15次访华演出。中国观众或许并不知道，首部芭蕾舞台上的《白毛女》，正是松山芭蕾舞团创排的。1952年秋，舞团创始人之一清水正夫在东京江东区的一个小会堂观看了电影《白毛女》后深受感动，他说：“这部影片好极了，这将对日本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极大的影响。”经他推荐后观看的另一舞团创始人松山树子也表示：“其故事情节很适合改编成芭蕾舞剧。”

　　在多次观看电影《白毛女》后，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决定将其改编成芭蕾舞剧，搬上日本舞台。而要将一个中国故事改编成西洋芭蕾舞剧，很难；要同时承受当时日本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更难。但两人并未气馁。他们给中国戏剧家协会写了一封信，请求提供有关《白毛女》的资料。1953年底，他们收到了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的回信，信中附有歌剧版《白毛女》的剧本和乐谱以及舞台剧照。

　　1954年，日本东京未来社出版了《白毛女》歌剧版剧本和曲谱，日本作曲家林光参考歌剧版《白毛女》的乐谱，创作了芭蕾舞版《白毛女》音乐。为显示芭蕾舞演员的苗条身姿，更符合芭蕾舞的特色，松山树子专门为喜儿设计了银白色的服装。1955年2月12日，芭蕾舞剧《白毛女》终于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上演。清水正夫始终记得首演时的场景：那天天非常冷，但是人山人海，观众大部分是大学生和工人。谢幕时掌声经久不息，许多人泪流满面。

　　60多年后，《白毛女》这一“棒”交到了舞团核心人物森下洋子和清水哲太郎的手里，森下洋子说：“历史像一条不间断的线，告诉人们千千万万个喜儿曾经受到磨难，和平来之不易。”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是中国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的第二代“喜儿”，每次看森下洋子的演出，她都会激动泪下：“我曾劝森下洋子不要这样拼，但她总是笑着说‘没关系，我就是为芭蕾而生的’。他们真的很纯粹——为了中日友谊，为了芭蕾。”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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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人的角色永生

　　“一衣带水”已不足以形容松山芭蕾舞团与中国人民的情感。69岁的芭蕾表演艺术家森下洋子昨晚演出后表示，哪怕今后自己不跳了，但“喜儿”也会一直活跃在日本舞台上。一来，是因为松山芭蕾舞团是首个赋予“喜儿”舞蹈生命的团队，二来，也是因为“喜儿”这一中国艺术形象深深地打动了几代日本艺术家。

　　动人的角色将永远活在舞台上。例如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亨利五世》中的福斯塔夫；例如汤显祖剧作《牡丹亭》里的杜丽娘。这些角色不仅在本国“长寿”得很，还跃上了别国的舞台，不断被演绎，甚或被赋予新意。

　　动人的角色会永远活在人们心里。首先，他们占据了艺术家的心灵，就像《红菱艳》里的那双舞鞋一样，让艺术家自发地为之起舞。其次，艺术家的表演也赋予了这些角色活力、动力、生命力，盘踞在观众心里挥之不去，并跨越国家、民族、地域、时空的差异。此时，这一角色显示的已不仅仅是艺术魅力，还包含着对一个时代的回忆、对一位伟人的追思、对一段家国情怀的感慨…… 

　　朱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