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尽心上》

　　君子对于物类，爱惜它们，但不会施以仁德；对于民众，用仁德善待他们，但不同于对亲人的爱。君子亲爱亲人，进而仁爱民众；仁爱民众，进而爱惜物类。

　　物、民、亲，三者都是爱的对象，但与施爱主体关系不同。人从本性、本能出发，首先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等亲人，称亲爱。这是以血缘为纽带的自然情感，天经地义。对于朋友、同事以及其他民众，儒家主张均以仁德待之，叫仁爱。仁爱在亲爱之后，且深度不及前者。对于物，情感则又次一等。物，一般认为是“草木禽兽等物类”，自然包括家畜、宠物，其实还有各种生产、生活用具，以及供赏玩的艺术品之类。爱惜、爱护物类，但不涉及仁德品质，如对宠物爱而无敬。爱物胜过仁民，在社会中始终大量存在，见怪不怪，其实是君子所不当为者。

　　这段话在孟子仁义思想中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与孔子所论相比，它更清楚地表明了爱的次序，而次序代表了差别、等级。由亲至疏，由近到远，由人及物，分三个层次、三个等级，这就是孟子的等差之爱。两千余年来人们承认这种等差之爱，乃因其合情合理。合情，符合人类情感实际；合理，符合人类生活法则。

　　再多说两句。亲亲、仁民、爱物亦各分具体层次，有先后、深浅之别。如对朋友情感胜过邻居、同事，对熟人情感胜过陌生人，等等。

　　《墨子·耕柱》载，儒家人士巫马子与墨子辩论说：我和你不同，我不可能兼爱。我爱邹国人多于爱越国人，我爱鲁国人多于爱邹国人；我爱家乡人多于爱鲁国人，我爱家里人多于爱家乡人；我爱父母多于爱家里其他人，我爱我自己多于爱父母——这都是因为切近自身的缘故。

　　除最后一点“爱我身于吾亲”外，巫马子所说并不违背孔子思想，尽管孔子没有明确地那样说。

　　墨子是反对巫马子的，是反对孔子的，因为他主张“兼爱”。所谓兼爱，即不分亲疏、远近、厚薄，如爱别人父母与爱自己父母一模一样。显然，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这种无差别之爱。因此，可以说在人类现实社会里，兼爱基本上只是一种号召、一种幻想。

　　人们还应知道，孔子、孟子的“爱人”，首先着眼于“修己”，以自己觉悟到的仁义去面对亲、民、物。而墨子的“兼相爱”，看重的是“交相利”。如他所说：“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墨子·兼爱下》）我先对别人父母好，别人回报对我父母好，大家都有利。“交相利”既是“兼相爱”的原点，又是准则，还是结果。儒墨之爱，相差大矣。

　　不过，学者们认为，“兼爱”思想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平民、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理想，是对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种谴责。如此说来，它在思想史上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同十九世纪初叶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对马克思有所启发，给科学社会主义的提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