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公开说过，“天下大矣，朕一人闻见岂能周知，若不令密奏，何由洞悉”。康熙说的密奏就是指秘密报告。他还说，密奏之事，“惟所奏之人知之，朕独知之，方可言密”。为此，康熙让自己信得过的一些部下，监视地方官员和当地民情，比如曹寅、李煦在江南织造任内，就经常用密折向康熙报告江南民情和官场情况，所以康熙非常自信地说：“朕听政有年，稍有暧昧之处，皆洞悉之。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耳。”这也是清代密折制度产生的由来。打秘密报告当然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风险，所以康熙在朱批中也不忘提醒监视者：“此事要密，倘有人知，尔灾非潜（浅）矣。”

　　属下既有密折，皇上就有密谕。这不，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三四月间，工部尚书王鸿绪接到康熙密封朱谕后，赶紧回家启封阅看。只见康熙在朱谕中告诉王鸿绪，他近日突然想起，前年南巡结束，回来后得知“有许多不肖之人”拐卖苏州女子的消息。不知道这种情况今天是否还存在，因此命王鸿绪秘密调查一下，“凡有这等事，亲手蜜蜜（密密）写来奏闻”。最后叮嘱道，“此事再不可令人知道，有人知道尔即不便矣”。

　　康熙的叮嘱让王鸿绪深为感动，“仰见睿虑周详，惟恐臣有不密，以致为人嫉忌生出口舌是非，真天地父母之心也，不觉感而泣下”。于是，接下来王鸿绪就把感动化为行动，而且果然不负康熙所望，经过一番缜密调查，最终将那些“不肖之人”一一查实。然后遵循“凡有奏折皆系臣亲手书写，并无旁人得以窥见”的保证，将调查报告密奏康熙。王鸿绪在密折中提到的第一个“不肖之人”，是“苏州关差章京”，即一个担任地方政府要职的官员。此人买了“昆山盛姓之女，又买太仓吴姓之女，又买广行邹姓之女”。第二个“不肖之人”叫陈世安，是一个被革职的科员，此人买苏州女子的用意很明确，就是用来行贿，以达到复职的目的。还有令人发指的是，陈世安曾花不足百两银子买妾，后有一富商看上该妾，他竟毫无人性地将她加价转卖。

　　而徽州人范溥，比“苏州关差章京”和陈世安更出格。此人“原任东平州知州”，“今捐马候补佥事道”，经常混迹京城，结交达官贵人和“御前人员”，而且常常托后者为他物色年轻漂亮的女子。当他知道生员严鎏喜欢一赵姓平民家长相清秀的小童后，范溥“遂令苏州督粮同知”替他“出票强要去”。这简直就是强抢民女。之后王鸿绪还查实：经范溥之手，有姓阎的铜商买了三人、杭州布政使黄明买了三人、一个扬州人也在他手中买过女子。除此之外，范溥“又强买卖香油柳姓之女，又强买一妓女，又买十三四岁者八名”；其中有买一女“用价四百五十两”，也有“买一女价三百四十两”，更有买“一婢价七十两”。王鸿绪在密折中写道，这些人买年轻漂亮的苏州女子，有的是把她们买进自家宅院，更多的就是“买来交结要紧人员”——行贿。前面提到的陈世安即是一例。而且其时在苏州买卖女子，买家“皆是捏造姓名虚骗成局，即卖女之父母止到其包揽之家收受银两，一时亦不能即知其买者何主”。

　　密折制度历来遭人诟病，但康熙毕竟据此了解到了其时官场上下巴结、沆瀣一气；社会充斥物欲横流、享乐至上的丑陋之风的现状。“不肖之人”，以今天视之，就是罪无可赦、为人切齿痛恨的寡廉鲜耻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