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人谢觉哉爷爷与唯一在世的长征红军王定国奶奶的长子谢飘说，“我母亲主要是退休后开始忙公益，并进入公众视野的。”

　　可不，鸡年对于定国奶奶可是个大忙年:年三十的央视春晚，全球华人齐祝105大寿；八一建军节发布同名纪录片的首映会上；9月9日9时，全国政协文史馆别具匠心地凑齐三个九，低调召开“王定国百年传奇（连环画）”启动仪式。

　　1937年，经毛主席批准，谢觉哉爷爷（新中国第三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定国奶奶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结婚。

　　清朝秀才出身的谢爷爷酷爱写日记，从14岁(1898年)开始连续记了70多年，很少有间断。1920年，他在同为“宁乡四髯”的何叔衡的《通俗报》与时年二十余岁的毛主席相遇相知，按分工来看一位是编辑一位是记者……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两位伟人相继谢世，这半个多世纪的相处时间使老朋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知根知底”。因此，在谢爷爷的日记里常有毛主席鲜为人知的往事——以熟人挚友才“敢”写的视角。

　　“文革”期间，谢爷爷担心日记被抄，定国奶奶就把它们缝进沙发里。一天，遭贼人诬陷的奶奶结束了四十几天的囚禁，回家推开门一看：难以想象已经瘫痪了几年的老首长怎样自己躺到了沙发上——竟以性命守护日记！

　　1971年6月，谢爷爷与世长辞。

　　胡耀邦向定国奶奶提出，“最主要的任务是把谢老的遗著收集整理发表，这将是对党的重大贡献”。此后几年间，她先后整理并出版了《谢觉哉日记》等近500万字。

　　显然，这本日记是谢爷爷很重要的作品，而他另一个更重要杰作就是我国的司法制度。前不久看到电影《建国大业》里有这样的对白:学日本，不如学它的老师欧美，学欧美不如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实用体系。这不是导演杜撰的。1946年，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作为主任的谢爷爷就代表委员会给毛主席写信，坚定鲜明地指出自己的法律观点，“中国要有自己的立法原则——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他主张“没有法制就谈不上什么民主”。于是，我兴奋地告诉《建国大业》编剧黄亚洲先生，“澜爸爸，我正为谢觉哉爷爷写一篇文章，受之启发，标题已有了……”

　　在我有限的视界里，中国近代史是一条为实现民主而一次又一次“洗牌”的时间轴。孙中山先生在晚清政府各种试图扳回局面的举措中，提出走三民主义道路，并获得权力集团的广泛支持，凝聚起散沙一样的局面——可惜他选择的继志者最终都把通往民主之路走歪了，袁世凯换汤不换药地复辟了帝制；蒋介石反对政治协商制度，即无法兼容其他党派，由此，老政协里的各党派自然站到了毛主席身后。

　　新中国成立之后，主席不但保留了政协，还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两者就是我国每年三月举行的“两会”），并请出对“民主”矢志不渝的三大晚清才子沈钧儒（举人）、董必武（秀才）和谢爷爷（秀才）编写律法以保障民主，建立法制的民主国家。

　　谢爷爷的一生尽乎精诚锻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司法制度。在你我所熟知的初中历史课本中，最早的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法令《劳动法》《土地法》，就是他老人家年轻时主持和参加起草的。

　　飘叔说，那时谢爷爷整天都坐在书桌前草拟法令，阅读文件。孩子太小容易哭，忙得不可开交的老爸就抱他们坐到大腿上，左一个，右一个，自己继续办公；有时候还弄点儿食堂做菜不要了的熟南瓜皮回来，放自己嘴里嚼碎，再喂他们，幼儿时期的飘叔一咀嚼，发现南瓜皮甜甜的，就不哭闹了。

　　新中国成立前夕，原朝阳大学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谢爷爷还兼任了校长。

　　1959年，继“救国七君子”沈钧儒与董必武之后，谢爷爷（延安五老之一）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副国级）。凭借着宝刀不老的法律洞察力，一遇到有值得推敲的案子，犹怀旧时书生那股耿直气节的老学究就亲自深入全国各地法院，一一查看案卷，从而纠正不少冤假错案。

　　“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这是延安人民赠谢爷爷的祝寿诗句，也是他革命一生的最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