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过年还有段日子，弄堂里的人家就开始忙碌了。我天天翻着日历倒计时计算着过年还有几天，盼春节的心情格外急切。

　　家里要大扫除了，父亲让我去曹家渡94路终点站旁的那个建材店买生石灰，回家哥哥泡成石灰水，搅匀成浆，用排笔蘸上石灰浆刷墙，刷了三遍才将家里的墙壁刷白。

　　母亲与姐姐在给水站上洗着几脚盆的衣被，我与弟弟拎着四只篮子到长宁支路菜场排队买菜。秀水路上补碗的、箍桶的、磨刀的、刮鱼鳞的、爆炒米的、收旧货的、切笋干的、摊春卷皮子的、绞肉糜的……鳞次栉比。菜场内外，人头攒动，一派热闹景象。

　　南货店里也是摩肩接踵。长宁路476弄口的那个叫“同顺公”的南货店，营业员在店堂里忙着用报纸包粉丝。他们将一大麻袋粉丝倒在油布上，用剪刀把粉丝剪成一包一斤的。我与弟弟拿着购粮证买好年糕、赤豆来到同顺公，又用票子买了每家每户配给的半斤红枣、半斤黑木耳、一斤金针菜。哥哥还去食品店买了过节的糖果、花生牛轧糖、奶油咸味糖、大白兔奶糖、巧果和油果等等。

　　父亲下班回来从菜场带回只大猪头，洗净后一劈二，开始腌制咸猪头了。只见他在猪头抹上粗盐，用手掌猛拍了一阵，将盐嵌进肉里，又撒上花椒，串上细麻绳，挂到屋外晾晒。长长的弄堂里，家家户户屋檐下、晒竿上都挂着咸肉、板鸭、猪头、腊肉、鳗鱼干，弄堂俨然成了一个腌制工场。

　　那些日子，家家户户还都忙着炒年货。母亲从杭州乡下娘舅家带来了长生果（花生），我便与弟去外面弄来黄沙，捡掉石子、洗净，把黄沙炒热，再把长生果倒进去不停地翻炒。想到一年中只有在过年能吃到的长生果，尽管炒得手发酸，颈发硬，还是心甘情愿的。

　　小年夜，做蛋饺是我必做的家务。我在砧板上双手齐斩精肉，“咚咚咚咚”，直把块肉剁成肉浆。再由母亲来拌上葱、细盐、味精、黄酒，搅成馅心。我将十几只蛋打碎搅拌成蛋糊后，坐在骨牌凳上，左手汤勺在煤球炉上煨热，右手用筷子夹一块生猪肉在勺子里涂一圈，算是放油，舀一调羹的蛋糊，勺子四周转动下，将蛋糊摊开放入肉馅心，用筷子捡起边沿，盖上另一半，再将蛋饺翻个身烘一烘，蛋饺就做成了。一个下午，我要做一百多只呢。

　　姐姐在旁则用买来的春卷皮子包春卷，馅心是荠菜肉丝和黄芽菜肉丝，算是年夜饭的一道点心。

　　除夕的傍晚，弄堂里弥漫着家家户户传出的各种美味佳肴混杂的香味，有氽爆鱼的，红烧肉、烧蹄髈、煎带鱼的，搓肉圆、蒸八宝饭的……那一刻，弄堂就像一个大食堂的厨房。我在外面玩得累了，偷偷溜回家，掀开锅子的瞬间，红烧肉烧油豆腐的香直冲鼻孔，馋痨再也挡不住了，用手指夹了块红烧肉塞在嘴里，抓了条泡在水中的年糕又奔出了家门。

　　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丰盛的大餐。母亲把平日里磕掉瓷边的饭碗全收了起来，用起新的花边碗。那时没有电视机，没有春晚，更没有手机，全家人围坐在方桌前一起吃年夜饭，热气腾腾、其乐融融。一桌子的冷盆热炒，全是母亲一手烹制的。她没有什么菜谱，全凭记忆和食材烧出来。我吃啊吃啊，筷子像雨点般，一阵“秋风扫落叶”，捧着的新碗却格外小心，生怕除夕夜打碎了“触霉头”。八宝饭我尽掏正中的豆沙吃。最喜欢的是最后端上来的那只砂锅汤，锅底闷着大蹄髈，上面是黄芽菜、塌棵菜、粉丝、蛋饺、咸肉。没多久就把自己的小肚子吃成滚圆的西瓜了，可煤球炉上还蒸着豆沙馒头呢，那也是我的最爱。

　　年夜时分，母亲非得等我们睡着了，才会把压岁钱塞进儿女们的枕头底下。我为了能早点知道有多少压岁钱，便半睁半闭佯装睡着。待她一走，我一个鲤鱼翻身，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红包，见有两元的新票子，立刻手舞足蹈了。这两元钱对我来说可是天文数字啦。我小心翼翼地包好，塞回枕头下，甜甜地睡了。

　　睡梦中，母亲又把做好的新衣盖在了我的被子上。棉袄、棉裤。那时买布要布票，配给的又很少，父母自己舍不得，却给我们几个孩子都添了新衣。母亲又把新棉鞋、新袜子放在我的床头。鞋底是母亲与姐姐在昏黄的灯光下针针线线赶时间纳出来的。

　　鞭炮声中，眼睛睁开，新的一年到了。

　　记忆中儿时的过年，是天堂般的日子。那个年代的物质生活很匮乏，但那时的年味，香浓醇厚，常留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