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发生了一件影响世界的大事。那就是在北京二十六届世乒赛上中国队获得了三项世界冠军，捧得斯韦思林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于是举国欢庆，乒乓球运动就像草原上的野火，瞬间在中国大地上呈燎原之势。

　　上海这个城市永远领风气之先，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三个国手均是出自上海的年轻人，一时间上海从学校到里弄，凡有可能的地方都摆出了标准和不标准的乒乓桌。那时我刚上小学，课间打标准台要排队，好不容易轮到了，没有打两下上课铃就响了。下课打弄堂台不正规，但实行丛林原则人人争着摆大王，因为球臭，很多时间只能在旁边看着，羡慕同学能打一手好球，只是有点自卑。

　　到了1966年，我家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六类”，属于逍遥派，于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找来纸墨笔砚，整天点呀、画呀、横呀、竖呀、撇呀、捺呀，既打发时间，又磨炼耐心，还有一点成就感。几个月下来，便有了些模样，练了两年字端正了许多，感觉人也端正了许多。因为能写一手好字总是被人刮目相看，不是有句话叫“字如其人”吗，其实也可以叫“人如其字”。

　　之后，人们又回到了现实，书不能读了，因为老师被打倒、教材被批判。大家开始寻找个人出路，政策是“四个面向”，即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升学。实际上是鼓励去农村、去边疆。除此之外，鼓励的是参军；还有搞文艺，吹、拉、弹、唱，要有一技之长。赶个时髦，我买了把二胡，没有老师，没有教材，叽叽嘎嘎地自学起来。“天上布满星，月也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怨伸”，旋律悲悲切切，特别契合二胡的音色。“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柔情似水，极富歌唱性，心会随着旋律而感动。因为扫“四旧”，经典的二胡曲，如《良宵》《病中吟》是不能触碰了，《山村变了样》《赛马》等一些中性的二胡曲练了几首，显摆显摆竟然在下乡时起了作用，被调到小分队，因此少受了几年皮肉之苦。

　　多年后我又握起乒乓球拍，条件自然今非昔比，乒乓球馆有教练陪练，寒来暑往，虽然球技进步不大，但体重明显减轻，精神明显改善，尝到了锻炼的甜头。

　　之后，我重新拿起毛笔，坚持每天一小时，把人站得正正的，把笔运得稳稳的，把心练得静静的。从米芾、赵孟頫，到王羲之、欧阳询，仔仔细细地读，反反复复地临，认认真真地琢磨，日积月累居然有点进步，倒也自得其乐。

　　很多年过去，一晚，和太太散步，路经一个挂着“秦汉胡同”招牌的培训机构，见到有二胡课程，心血来潮报了名，从此每周一次风雨无阻。老师是南京艺术学院二胡专业的毕业生，出身二胡世家，跟着他学琴仿佛回到了童年。

　　母亲生前有句名言：“做人样样都要学一点。”那也许是她的人生经验。我体会到，从小学过的东西往往可以影响一生。想到鲁迅先生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不知不觉间自己竟也朝花夕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