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陈友礼得到这张照片后，一直将它视为宝贝收藏在自己的卧室内，当笔者请他讲述关于这张照片的故事时，他才从房间里将照片小心翼翼地取出。笔者向老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照片的拍摄时间与地点。陈友礼回答得很自然：“这张照片是我在龙陵的时候美国人给我拍的，当时是11月底，12月初的样子，是冬天，但那儿的冬天不冷。”

　　史料记载，龙陵于1944年的11月3日被远征军收复，陈友礼当时所在的200师也参与了龙陵战役的最后阶段，而《国家记忆》中照片的落款是11月23日，所以从时间上看，老人的口述和历史事实能对得上号。笔者接着对老人说：“您能给我们讲讲拍这张照片时的情况吗？”

　　“当时他（美国通信兵）是和我的连长讲，我也在场，但我不晓得他来做什么。和他来的还有一个人，背着三脚架和吃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来给我们照相，当时那里（在场的）当兵的也不只我一个人，有四五个，但他们和连长说要给我照一张。”

　　陈友礼说完，笔者即请他讲解照片的具体细节。老人指着照片中小兵身上挂着的装备说道：“（美国人）说要给我照相后，连长就让他们（战友）把这些东西拿给我挂起来。本来我身上只有这个水壶，结果他们把这个水壶（另一个水壶）拿来给我挂着，又把这个米口袋（脖子上）和这个干粮袋（挎包）给我挂在身上，全部挂好后又说在交通壕里照得不清楚，然后看了半天就看到这里（照片上的地点），就喊我站在这里拍。”

　　笔者见老人之前就曾对照片做过仔细的观察。照片上那名远征军娃娃兵全身挂满了水壶、瓷缸、干粮袋等杂物，但笔者始终感觉挂得有些不自然，例如照片中小兵的挎包背带过长，并且挎到了身前（通常是挎在身后），这种不合理的背挎方式必然会对行军造成诸多不便，根本不像在行军过程中拍摄的照片，而更可能是一张摆拍照。听了陈友礼的口述，身上的挂件的确是为了拍照而临时挂上去的，基本符合笔者此前的推测。

　　陈友礼老人指着娃娃兵背后稀稀疏疏的几个人对我们说：“（这些人）可能是我照相的时候有几个老乡刚好路过，我都没注意呢，我记得站在那的时候没有这些人的。”

　　问及关于这张照片的下落时，陈友礼表示自己也一无所知，他说：“拍完照后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晓得，他拍完就走了，我也没看到，也不清楚是什么情况，只是知道有个美国人把我的照片照走了，我人虽然没有到美国，但我照片肯定到美国去了。”

　　照片上娃娃兵身上左右各挂了一个水壶，陈老先指着左面的水壶告诉我们：“这个水壶不是我的，是我们连长的，我一直帮他挂在身上。”说完，他又指向照片上右面的水壶说：“这个里面装的是盐巴和辣椒面，是他们给我挂上的。那时候我们部队里做的东西经常盐巴放不够，我们都有带盐巴和辣子的习惯。那时候的盐巴是一坨一坨的，我们拿来打碎成小块、小块的装在水壶里，如果要用，我们就从水壶里倒出来，有时候倒出一坨，有时候倒出两坨，用不完的又拿筷子夹着放回水壶。当时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在昆明时就有这种习惯了。”

　　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照片上的娃娃兵戴着两顶叠加的军帽，其中下层帽子的帽檐明显有被折过的痕迹。当我们向他问起这个问题时，陈友礼指着在上一层（外带）军帽说：“这个是后来发的新帽子，大了，我就把它戴在我以前的帽子上。”

　　说完，陈老指着有折痕的帽檐对我们说：“这个帽子是我原来的老帽子，老帽子要小一些，我也戴习惯了嘛。部队里其他那些大的（战友）带有针线，就帮我把两个帽子缝在一起，这样戴着风也吹不掉，之前帽子大了风一吹就掉。”

　　“这个老帽子的帽檐为什么是这样的呢？”笔者指着帽檐上的折痕问道。

　　陈友礼未加思索地接答：“因为下雨，帽檐就会塌下来把眼睛挡住，就看不到路。我把它这样折过之后它就不会塌下来了。”

　　“微笑娃娃兵”还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就是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陈友礼回忆说：“这是‘顶好’的意思，见到美国人这样做他们就高兴。不只是这次我这样，在昆明时有很多美国人，我见到他们就跷起大拇指说‘顶好！’，他们也很高兴地点头对我说‘OK’，有时候还会拿点吃的东西给我。”

　　在向我们讲述“顶好”的这段故事时，老人脸上泛起了笑容，正如照片上小兵的微笑。对他而言，这是那段艰难岁月里为数不多的美好回忆。

　　长官姓名无一记错

　　在场者对“娃娃兵照片”提出的所有问题陈友礼都能对答如流。除了对照片的讲解，陈友礼对他从军抗战这段岁月的口述回忆也为其身份提供了诸多旁证。

　　生于贵州毕节赫章县平山乡的陈友礼童年非常不幸，他向我们讲述：“我出生于1931年，也就是日本占领我们东北那一年。我一岁半就死去了母亲，是我奶奶把我带到6岁，不到7岁我就开始去帮人（干活），一直帮到11岁。我11岁那年，正好碰到贵州师管区在毕节接兵，当时有个比我大的（伙伴）想一起去参军，我们看到（招兵负责人）就问他们，我说我想来当兵，你们要我不要？师管区的人一看我太小，就说不要。”

　　第一次投军以失败告终，但这个11岁的少年并未就此放弃。第二年春天，师管区的人又来毕节做征兵工作，陈友礼再次找到他们。时隔多年，老人对征兵那天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当时我又去问他要不要我，我看他看我的眼神，担心他可能是觉得我小又不想要。我马上抢在他前面说‘我虽然小，但我也能抗日’。他听我这样说，又看了我一下，连说‘可以，可以，可以’，然后就同意收我，把我带走了。”

　　在当年不计其数的从军抗日的少年中，12岁的陈友礼无疑算是幸运的。他所在部队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5军第200师第600团第3营第8连，他被分配给连长做勤务兵。第5军是当时中国最为精锐的王牌部队之一，无论是伙食、待遇还是官兵素质都要优于其他部队。同时，陈友礼还遇到了一个对他非常关照的连长。直至今日，那位连长的音容笑貌在陈老记忆中依然清晰：“我的连长姓陆，叫陆春凤，是中央军校16期（即黄埔16期）毕业的，我到部队做他的勤务兵，他对我特别的好，在昆明的时候他就教了我很多东西。我认字是他教我的，用手枪也是他教我的。我当时小，很多重的活我千不了他就不让我干。后来美国兵来找过他几次，每次来都带了罐头、饼干这些吃的来送他，他吃的时候也分给我一起吃，所以美国人送的那些东西我都吃过。”

　　“您还记得你们部队都是哪些长官吗？”我问陈友礼老人。

　　“记得。”老人回答，“我们的连长我之前说过了，叫陆春凤。营长姓苗，团长姓董，我不清楚他们的名字，只是叫苗营长和董团长。师长姓高，好像是叫高吉人。军长就是邱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