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能告诉我什么是诗吗？”

　　“诗就是对美好的一种表达。”

　　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分组审议市委报告时，党代表江丹给大家讲了一段颇为文艺的对话。对话发生在她和儿子之间。当时，江丹想起白天听报告时特别打动她的一段话：“建筑是可以阅读的，街区是适合漫步的，公园是最宜休憩的，市民是尊法诚信文明的，城市始终是有温度的。”她读给儿子听，告诉他这就是诗一样的语言，是我们这座城市明天的美好样子。

　　城市的温度来自很多方面。从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来说，提高城市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法治化管理水平，让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这是一种温度；以人为本，治理有情，让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充满归属感与向心力，同样是一种温度。

　　城市的温度，需要绣花一般精细的管理手段，也需要核心是人的治理创新。对此，党代表们纷纷发表看法，建言献策。

　　依法治理 

　　科学化精细化并行

　　季颖秋：“未来，上海街头信号灯的配时将以‘秒计’，增加更多黄虚线为临时停车提供空间，合理设立就餐点、如厕点解决出租车司机难题。”

　　“治理超大城市不能有丝毫粗心大意，要像绣花一样精细。坚持以人为本、管建并举、管理为重、安全为先，全面强化依法治理，提升城市治理整体能力。”

　　对于党代会报告中这一段表述，市公安局交警总队路设处处长季颖秋代表深有感触。这五年，上海社会治理创新走上了新路。外环线内烟花爆竹禁燃、“五违四必”区域环境综合整治、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城乡中小河道综合整治、食品安全监管等工作的深入推进和落实，使得城市总体环境面貌显著改善，市民获得感满满。尽管如此，季颖秋还是感到，未来城市的治理，在科学化和精细化管理上，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改进和努力。

　　以交通管理为例。季颖秋说，交通大整治已进入常态长效化的阶段。大整治之所以能持之以恒，首先是依法治理，严格执法，把立法律规矩、树尊法氛围作为出发点和目标，加上交警勤务机制改革的机制创新和新道交条例的立法保障。未来，要把大整治推向深入，使上海交通出行更安全、有序、畅通，还需要往精深处做文章。“绣花不仅要技艺，更要用心、专注。”季颖秋说，未来，上海街头信号灯的配时精准度将实现以“秒计”，利用好每一秒宝贵时间；街头黄线的漆画也会更加审慎，同时增加更多黄虚线为临时停车提供空间；一些出租车司机反映的就餐难如厕难问题，将通过合理设立更多就餐点、如厕点来化解；还将通过调研，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开辟更多的夜间马路停车场，为居民小区夜间停车难题寻找出路。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副所长朱洪代表也有同样感受。朱洪认为未来的城市规划应强化科学论证评估。“上海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已经建立了交通模型，非常注重定量分析，但我认为应当更加注重综合效应的评估，并让公众广泛参与。”

　　朱洪希望上海的交通管理，从粗放型转变为更多关注交通微观层面的精细化设计。“老百姓出行直接的感受和需求，要靠一个个交叉口，一个个地铁车站或者是行走的环境，在细节上体现，决不能满足于图纸上的美观。”朱洪认为，如果与老百姓缺少对话，在图上再漂亮，在细节上有所欠缺，仍是失败的、需要改进的。

　　机制创新

　　迸发社会组织活力

　　孙甘霖：“我到嘉定的城郊结合部调研，一个社区内为民服务的引路人，竟然是一个英国留学回来的海归。”

　　“社会组织就是众多绣花针中的一枚，它细腻、精准、有弹性，能够更好地满足群众的需求，帮助政府和党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群众。”

　　这是市社会工作党委书记孙甘霖代表的感受。她通过2015年和2016年对上海市民家庭的入户调查发现，上海市民对城市建设发展社会进步的满意度，每年都有大幅提升。这种提升从何而来？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上周，我们进行了上海市社会治理十大创新项目的评审，所有参评项目都是网上申报，评委大部分也是通过网上报名参加，再通过一定的培训和交流，以及到100多个基层治理点的参评项目中去亲身体验，最后选出上海十佳。”孙甘霖说，十佳中除了全市共同推进的五违四必、交通整治、禁燃烟花成为公推的前三名，剩下的七个，都产生于基层的社会治理实践当中，包括社会组织参与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

　　让孙甘霖意外的是，原以为都是里弄退休人员、大妈、老党员感兴趣，没想到报名者平均年龄不到45岁，来自大学、白领、教师、机关、企业等方方面面。“从中我们感觉到，社会治理前几年带来的可能是满意度，但这两年更多的是参与度。”社会组织在党和政府的引领下，对接群众诉求精准和有效，从小孩到老人、从家政到服务白领，领域之宽泛、涉及面之广令人意外。孙甘霖披露，上海基层治理“1+6文件”出台到今天，全上海增加了4000多家社会组织，它们已经成为大学毕业生、海归就业的一个重要选择。2015到2017年，社会组织参加的公益项目增加了170%，各类活动的开展，增加了2.7倍，政府购买的资金三年翻了一倍。孙甘霖认为，社会组织的细腻精准的对接，就是一枚绣花针，社会力量的活力，正在党和政府的引领下，更好地迸发出来，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换来的是人心的增量，是对党的信心的增量。

　　党建引领

　　实现社会自治共治

　　倪瑾：“一般性诉求，社区自己解决；居民反映强烈的共性问题和普遍需求，则通过联席会议、跨界协同、互补互联等形式推进——‘自转’‘公转’有序并行。”

　　党代表中不乏来自基层的“小巷总理”。在他们看来，要让城市温度延伸到社区这个城市的“神经末梢”，必须像党代会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增强社区自治共治、共建共享能力。”这也是不少街道居委正在进行的探索。

　　杨浦区新江湾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倪瑾代表透露，街道通过交叉任职，发挥党组织对共治协商的引领作用，从观念、架构、机制和运作等方面深化“顶层设计”思维，来推动社区治理创新。比如，为根治“群租”难题，新江湾城街道去年开始首推自治、共治、法治——“三治融合”的创新治理模式，摒弃了简单驱赶的老思路，而是从业主和租客的思想和法治观念上推动他们自我改变、主动解决。整改成本降低了，效果反而提升了。

　　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洛善居民区的党总支书记黄蓓代表也有同样感受。“2013年居民区推行垃圾减量和分类工作，我们希望吸引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的自治和共治。”黄蓓介绍，活动吸引了小区近半数居民参与，处理完垃圾聊上两句，居民和居委会之间的交流大大加强。随着大量居民参与，也吸引了社会资源的关注。专业社会组织的参与，又引入了专业人士和专业资源，一些问题不仅停留在解决上，而是得到升华。

　　比如小区垃圾厢房和建筑垃圾堆放地的改造。以前居民碰到脏乱差总是站在裁判的角度来批评。这几年，社区慢慢形成了共建共享的氛围，加上社会组织的参与，把垃圾厢房的改造，提升到一个环保示范中心的高度，得到了居民的积极响应，全程参与，共同讨论，把示范点真正当成了家园的一部分。

　　让黄蓓感慨的是，再遇上问题，居民不再指责“你们”为什么没做好，而是会说，书记，“我们”能不能商量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办。从你们到我们，社区自治共治的意识最终形成。

　　核心在人

　　老法师带好新班子

　　李锐：“去年街道就有2名基层工作者因为数据考核不过关调整了岗位——基层干部给不给力，居民真正说了算。”

　　市委“1+6”文件实施后，上海基层工作队伍中年轻人多起来了。对此不少基层代表颇有感触。如何带好新班子也成了老法师们的新课题。

　　莲花公寓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梁慧丽代表透露，现在社工中不乏“90后”，他们思路活，但与居民打交道处理矛盾纠纷的沟通能力还不够，必须要教他们学会“换位思考”。

　　黄浦区淮海中路街道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常务副主任车菊英代表也有同感。“1+6”改革后，中心增加了居民区党建工作的职能。淮海中路居民区很多，对居民区的服务工作跟以往对企业楼宇的服务也有很大不同，工作面更宽、对基层工作者能力要求也更加高。车菊英自己和身边的年轻团队都感到需要不断学习，“压力挺大”。她建议对新进的年轻基层工作者加强培训、做好带教制度设计。

　　长寿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李锐代表介绍，这两年街道引入第三方专业调查机构，推出了“居民区病历卡”制度，面向居民发送问卷，全方位评估基层干部和社工的工作，寻找痛点和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