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感受到了一种灵魂的震撼

　　严克伦说：“听专案组的同志讲，原先案子定性在上面，上面没有明确的态度，咱们不好做结论呀。”马文瑞说：“上面是谁呀？你没想想，还不就是林彪的那帮亲信和‘四人帮’一伙嘛，这些人如今都完蛋、四散了，还怎么叫他们表态。各地像这样的情况都有，如果都推到‘上面’，那像这样的案子何年何月才能解决？”严克伦仍然面有难色。老实本分的人，他的确是对“上面”的情况不甚了解，觉得冒险从事不够稳妥，还不如推到上面保险。

　　马文瑞说：“还有一点，像‘所谓彭、高、习旧势力’这个案子，完全是无中生有，以人划线。如果这么说，你我都应该划入其中了。”严克伦觉得马书记讲得有道理，便不再说什么。认真地听他的意见。“像此类案子，必须坚决迅速予以纠正，你要亲自督促一抓到底。”

　　严克伦点头表示同意。

　　“例如‘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在陕西的代理人残酷迫害老干部，编造出陕西有什么‘彭、高、习旧势力’、‘地下党黑线’、‘国民党三十八军’三条黑线问题，并以此上挂下连，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这些案子，都必须在陕西解决，不要往上推，更不要搁置。”

　　1979年2月24日，马文瑞根据自己指派人调查研究的情况，在省委常委研究拨乱反正工作的办公会议上说：“同志们，共产党员在战争年代要不怕死，在和平年代要敢于负责。对于‘三条黑线’这样的重大案子，牵扯到不少中央一级的负责同志，我们不能绕开走，更不能等待中央来办。我今天明确在这里表态，‘三条黑线’纯系诬陷，对于所有因此而遭受牵连，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都应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被致死致残的应给以必要的抚恤、救济和治疗。对受到株连的亲属子女，应将复查纠正后的结论或证明材料转送所在单位。应清理和销毁已形成的一切诬蔑不实的材料，处理好遗留问题。我们不这么做，就对不起像彭德怀、习仲勋这样一些老革命、老领导，就对不起死去的人们和伤残的人们呀！过去我们自身难保，是有想法也没办法，今天我们手中有了权力，再不把冤案纠正过来，就是失职，更是犯罪呀！”

　　省委第一书记的话，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催人奋进，特别严克伦等负责此项工作的同志们，都感受到了一种灵魂的震撼。严老一次接受笔者采访时说：“要不是马书记大胆坚持，陕西有些牵扯到中央一级干部的大案要案是很难平反的。由于陕西的努力先行，也促进了中央一些干部问题的解决。”

　　会后半年的时间，省委审干办公室、落实政策办公室经过深入调查，即向省委作出《关于为彭高习反党集团平反的报告》。《报告》中写道：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提法是极其荒谬的，由此而造成很多冤假错案，打击和株连了大批干部、群众，对陕西工作的损害和影响是很严重的。《报告》郑重提出对此案予以彻底平反昭雪的建议。1979年10月12日，马文瑞在这个报告上作出肯定的批示，同时让省委常委、秘书长常黎夫改写成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请中央审批，以便公开宣布，并处理有关问题。至此，久拖未决的惊天冤案的平反昭雪提上了议事日程。由此看出，马文瑞对这个案件的关心和加快平反进度的急切心情和高风亮节。翌年1月1日，经中央批准，对所谓“彭高习集团”的提法，一概推倒；一切有关批判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文件自然失效，因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而株连遭受批判、打击、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在马文瑞的指示督促下，紧接着，陕西省委又向中央写了《关于杨虎城和三十八军地下党组织被诬陷为“黑党”、“假党”等同志进行平反的请示报告》，得到了中央批准。为三十八军地下党正了名，为被打击迫害的63名干部和党员平反昭雪。

　　三十八军地下党冤案平反后，马文瑞兴奋不已。他于1979年3月3日带领省直机关干部在郊区植树，碰到曾经担任三十八军联络员的范明同志。范老高兴地说：“哎呀，马书记，多亏你和省委，不然我可得把‘黑党’这顶帽子戴到棺材里去了。”

　　马文瑞听得开怀大笑，说：“你范明不光当年搞兵运工作有功，以后随张国华将军进藏也是功劳不小，理应得到公正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