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光楷，上将，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爱好藏书。他在收藏签名书的同时，也收藏了签名封。签名书与签名封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相得益彰。一枚枚小小的签名封，上面可以记载国家大事，也可以记录普通交往，而一个个签名，把收藏者和签名者沟通联结在一起，成为一幕令人难以忘却的记忆。现选摘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熊光楷将军新著《藏书·记事·忆人：签名封专辑》一书章节，供读者欣赏。

　　收藏周有光签名册

　　2012年2月20日，我与夫人寿瑞莉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姚喜双的陪同下，来到朝阳门南小街国家语委后面的宿舍楼，拜访107岁的周有光老人。

　　周有光的住房是老式的单元房，书房只有9平方米，摆着一张陈旧的黄漆小书桌，两排简单的书架，还有长沙发和几把椅子。见到我们，坐在小书桌后面的周有光笑着与我们打招呼，同时说：“等一下啊，我戴上助听器。”

　　107岁的老人，精神那么好，笑容可掬，真是奇迹！

　　“老人除了听力不济外，身体没有大毛病。”姚喜双介绍说。

　　这是我们第一次拜访周有光老人，但在此之前，我们已经与他有过联系。2010年，他的《朝闻道集》出版，我们就买了书，托我的秘书找到姚喜双，经过姚喜双的帮忙，请老人签了字。当时，我的秘书给老人带去两本我们自制的记事贴。现在，记事贴还摆在老人桌上，老人还在用着。

　　“我们又给您带来了今年新做的记事贴，”我们说，“还有您喜欢喝的咖啡。”老人很高兴。上世纪40年代，周有光被新华银行派驻美国纽约工作，养成了喝咖啡、红茶的习惯。周有光的夫人张允和女士在世的时候，他们夫妇每天喝上午茶和下午茶，喝茶的时候都要向对方举杯。古人称赞夫妻相互尊重叫“举案齐眉”，周有光说他们是“举杯齐眉”。他们夫妇相濡以沫几十年，几乎没红过脸，是家庭和睦的典范。

　　我们向老人请教长寿之道。老人声音洪亮，思路清晰，不时发出乐观爽朗的笑声：

　　“我没有什么长寿之道。要我总结的话，第一呢，我不抽烟，不喝酒，啤酒有时喝一点，但在国外，啤酒不算酒的。第二呢，生活规律。第三呢，就是要乐观，胸襟开阔。我的一生中有两段时间比较坎坷，一是抗战时候在四川，10年间搬了26次家，一双儿女，女儿病死了；二是‘文革’时候下放到宁夏种地，很多人都很难过，我却想，过去只是吃粮食，现在自己种粮食了，也挺好。”

　　“总体上，我还是幸运的，历次运动没有受到太多冲击。”周有光乐观地说：“我是新中国成立后从国外回来的，当时在银行工作，又在复旦大学等学校教经济学。我呢，上大学的时候就对文字感兴趣，觉得英文字母太方便了。后来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1955年10月，北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要我去开会，开完会就留在了北京，从此改行，不再搞经济学了，开始搞汉语文字改革。”

　　从经济学转行的结果，是周有光在反右运动中免受冲击。“反右的时候，经济学是重灾区，特别是上海的西方经济学者，几乎全部遭殃。我的一个博士生就自杀了。我算是逃过了反右。”周有光说。

　　而实际上，周有光改行的另一个结果，是参与起草了《汉语拼音方案》。今天有人把他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他虽然没有承认过，但这样的评价还是符合事实的。

　　我们拿出《周有光百岁口述》和《静思录》，请老人签名。2008年，寿瑞莉买了《周有光百岁口述》，读后推荐给我，并一再称赞。2012年，我们又买了最新的《静思录》。“我的手有点抖了，写不好。”周有光说。但他写下的字，笔迹仍然清晰工整。签名后，周有光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时钟，看了一下日期，认真仔细地署上“2012-02-20”，“2”的月份之前加上一个“0”，反映了周有光多年的严谨工作习惯，也反映出周有光虽然高龄仍然思维缜密。周有光还写下“时年107岁”。

　　周有光出生于1906年1月13日，实际年龄已经达到107岁，是我们遇到的最年长的老人。周有光老人属蛇，我们还带去了一枚贴着蛇年生肖邮票的信封，一并请老人签名。

　　“像周有光老人这样，如此年长，又是文化名人，成就很高，至今还能读书、思考、写作，恐怕全世界也没有第二个了。”姚喜双说。

　　怕耽误老人太多时间，使他疲劳，我们起身告辞。姚喜双说：“没关系的。老人谈话两三个小时，一点不成问题。”但我们还是告别了。临别的时候，姚喜双向老人建议：“明年就是您的茶寿了，108岁，我们给您办个寿宴，还请熊副总长夫妇来。”我们也满口答应：“好的，我们相期以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