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邓加荣长白山人，故自号“白山智叟”。1948年参加革命，1950年入党，同年参加抗美援朝。1952年选送苏联留学，毕业于莫斯科财经学院。1956年回国，曾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东北财经大学、首都经贸大学里工作。1975年调《光明日报》，任记者、编辑、新闻研究所所长等职务。著作百十余部，包括传记文学《马寅初传》;报告文学《又见莫斯科、又见喀秋莎》;长篇历史小说《海瑞》;古典文学《全新破译红楼梦》四十回等等;编辑整理《十大才子书》，主编《中国报纸创刊号大全》《光明日报五十年编年史》及电视剧《刘罗锅断案传奇》等。

　　我能与这位智慧的明灯、胆识卓越超群的当代大贤结识，并能为他写出国内第一本传记来，应当说还是有一定根由的。这根由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

　　一

　　原来，马老自从来到北平后，就与《光明日报》关系十分密切。他很喜欢这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因之，他不论是在当了北京大学校长之后，还是在他未当北大校长之前，都一直关心这张报纸，他写的一些文章也总是愿意首先拿到《光明日报》和光明日报社所领导的学术刊物《新建设》上发表。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还大力支持翦伯赞、邓广铭、任继愈、陈岱孙、金岳霖、郑晰等教授出来为《光明日报》编辑《史学》《哲学》《经济学》等各种在国内颇有影响的专刊。

　　但是谁也意想不到，1958年却是《光明日报》带头发动了对马老《新人口论》的批评。

　　原来，马老一直关心我国的人口问题，自从他当上全国人大代表之后，在全国各地历次视察中就已发现，我国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的严重性。他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多次发出呼吁，提醒人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希望国家能够适时地加以关注和解决。后来，他被请到中南海紫光阁，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控制人口问题”作了专题发言，并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许多人表示赞同。因此，他那篇长达5万字的巨制《新人口论》才得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一时全国为之轰动。

　　但这都是在1957年那个“严峻的夏季形势”发生之前的事。自从反右之后，马老所提出的真理，却越来越无端地遭到怀疑、非议和攻击。

　　到了1958年春，这个问题就更加急剧地走向反面了。毛主席在当年4月的一篇《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中明确提出：“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已经明确地进行批判说：“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的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要多，而不是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在这种形势下，《光明日报》迈出了实在不应该迈出的第一步，带头指名道姓地公开批判马寅初的“错误”观点。1958年4月19日和26日先后在《读书》专刊第三期、第四期上刊登了批判“新人口论”和“平衡论中的‘团团转’理论”的两篇文章。马老看了，一拂袖子气愤地说：“《光明日报》不光明！缺乏光明磊落、以理服人的精神！”而《光明日报》后来果然变得更加不太光明起来。在1959年11月29日发表北京大学经济系批判马寅初经济思想小组写的《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等3篇文章时，竟然发表了一篇长达500余字的《编者按》。

　　马老是一位有着坚硬脊梁骨的人，面对着那黑鸦鸦一大片围剿文章，他不顾一切地挺身回驳，据理力争。1959年秋天，老人又写了一篇5万多字的文章《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送给了《光明日报》下属的《新建设》杂志。在文章的末尾，他还更加胸怀坦荡地附了两个《附带声明》，其中有一个标题就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

　　这份请战书，很快转到中央理论小组那里。组长正是那个号称“党内理论权威”的康生，他马上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动员应战。

　　《光明日报》随即组织力量，大登批判文章，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1月，《光明日报》发表了10篇，《新建设》发了4篇，其他各报刊发的文章也纷纷纭纭，已经无法统计了。

　　面对这新一轮更加严峻的围攻形势，马老襟怀坦荡地说：“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

　　《重申我的请求》先是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后又发表在《新建设》上，这是他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了。重申“我的请求”，后来竟变成了“我的毁灭”，这是他开始时所料到的，也是他不曾料到的。文章发表过后不久，他就被迫向教育部提出辞呈，被解除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从此，他便从政治舞台和学术论坛上给双双打落下来，像一颗闪光的明珠从此悄然无声地隐没下去，默默无闻地幽居在东总布胡同32号的自家小院里。

　　二

　　1979年春，中央准备为马老平反的决定很快就通知给《光明日报》。十分有幸的是，报社派出的记者就是我。

　　采访马老我很担心马老不接待我。这时，我想起了一个人，求他先给马老去个电话，果然很快就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我求的这个人就是曾经担任过《文汇报》发行人、《新民报晚刊》“生意经”专刊编辑的杨培新。他是国内著名的金融学家，当年马老在重庆被封锁在歌乐山上，不准他出外讲演和讲课，不准各报刊发表他的文章，想把马老困死、饿死，这时，杨培新是《商务日报》的采访部主任，是他与《新华日报》的编辑和记者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暗中设法将马老的文章取出来，发表在党的这两张报纸上的。而且周副主席还指示，要给马老高稿酬，以接济他生活上的贫困。抗战胜利后，杨培新又与马老一起回到上海，又在《文汇报》和《新民报晚刊》上继续发马老的文章和他的反蒋言行。且因他与马老是同一专业，所以往来更为密切，他出版的几本书，都是马老给写的序。

　　1979年的一个仲夏黄昏，我与一名摄影记者来到马老家里。淡黄色的阳光从窗前葡萄架的叶隙中洒落下来，有温馨柔和的花香不时飘忽过来。马老兴致很浓，很快答应了我们的要求，让家人将他的轮椅推到窗外，让我们给他拍了一张全家的合影。当时马老已经是98岁的高龄了，下肢完全瘫痪，而且听力减退，说话也很费力，当我们告诉他最近报纸上有不少文章呼吁为他平反昭雪时，他的兴奋灶又活跃起来。这样，我们才拍摄下了马老最后一张极为难得的照片。后来，这张照片被新华社发了通稿。

　　那天，马老由于激动和兴奋，虽然说话很吃力还是同我们说了许多话。马老打听我是学什么的，哪个学校毕业的。当他知道我所学的专业，更是显得高兴，告诉我说：“学经济的一定要研究人口问题！过去的经济学只研究生产，不研究人口问题，吃了大亏。人口过多，拖住了机械化的后腿，也给四化建设带来很大困难，再不解决人口问题不行了。”

　　我告诉老人说，有的读者来信说：“听到您这位百岁老人还健在，大家心里非常高兴，大家都衷心希望马老健康长寿！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多为我们出些好主意！还有更多的来信，要求我报多介绍马老先生的近况，多宣传马老的《新人口论》理论。”

　　马老听了又笑道：“当年我曾说过《光明日报》不光明，《光明日报》发动那场突然袭击实在是不光明磊落，今天你们带头呼吁为我和《新人口论》平反，把颠倒过去的理论再扳正过来，我还是很感激你们的。希望

　　你们向广大读者，转达我的谢意。”

　　归去之后，我怀着像对哥白尼那样崇敬的心情，连忙地把报道文章写出。原来的标题是一大长串修辞语，而且还加了副标题，等到发排时，报社领导对我说：“对于像马老这样的人，一切形容词和修辞语都显得不够分量，马寅初三个字就足够响当当的，震撼人心了。这篇文章莫如就叫《马寅初老先生访问记》更显得亲切。”我接受了他的意见。

　　文章发表后，读者来信纷纷，一天一大摞，几天就是一大麻袋。我看到那些读者来信，心里很是激动，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启迪，特别是有位读者来信说：“错批了一个人，误增了三个亿！”一句话让我惊呆了。说得多好，多么深刻呀！

　　在这种互相的感召与感应下，我产生了要写一篇报告文学的想法，很快便写出了《记人口学家马寅初》，发表在《当代》上。记得这个名字，也是主编孟伟哉给定的。我还是用了一些特文学性的修辞语作标题，他也说，对于马老这样伟大品格的人，不如就真呼其名。越是朴实，越有震撼力。意见十分中肯，我自然也就采纳了。

　　文章发表后，立时引起强烈的反响，国内外的报刊上都有所转载。不久，我收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位老编辑的来信。我们素不相识，他只是看了那篇文章产生了想法，建议我为他们出版社写一部马老传记。虽然当时没有做最后决定，但我心里边却一直没有放弃这一追求，理由也很简单，马老的高大形象，一直活在我的心底里，就像埋藏得较深的一颗火种一般，不时地被微风吹起火苗，不由自主地熊熊燃烧起一片激情。于是，我便利用当记者的便利条件，出差时凡是路经马老生活过的地方，都要做一些实地考察。对我影响最深的，是1982年那一次，我利用会余时间去了马老的故乡嵊县浦口镇。在马老祖居的宅院里，我见到了马老的侄子马本讷。他不仅给我讲述了这个大宅门的风雨沧桑历史，还领我到了镇子前后许多山山水水的地方周游了一遍，让我由地及人、由史及今地做了一番详细考察。而当我到了黄泽江畔，在江湾山脚深处，在幽深邃密的青山峡谷里，见到那茂密丛生、劲节挺拔的翠竹时，便产生了决定要写好这本传记的念头。

　　三

　　令人痛惜的是，正当我在马老的家乡、瞻望与品味那竹子不凡的品格时，突然得到消息：年近百岁的马老在京病逝。我十分地悔恨，悔恨自己这两年里的踟躇与迟疑，没有在马老活着的时候及时地把传记写出来，如果我能够当面把写成的书念给他听该有多好呀。虽然他当时说话已很费力，我不奢望老人帮我回忆多少往年的沧桑风雨，但只要能再见见这位世纪老人的一丝笑容，便能给人的心里留下多么大的开导和启迪呀！

　　这时，又是我的那位老朋友，当年的《新民报晚刊》老编辑杨培新给了我信心和勇气，他说，挽救悔恨延宕的最好办法，就是立即动手。他还鼓励我说：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写好这本传记，你有他人没有的条件，你在国外所学的是与马老同一专业———金融货币，马老当年在重庆揭露国民党大发国难财、在上海揭露他们大打内战弄得通货膨胀、民不聊生，都是从货币金融方面入手的，在这方面，专业的知识性很强，一般的人还真是说不大清楚呢！

　　我说：“马老在重庆、上海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斗争，我都没有经过，写出来能有真情实感吗？”

　　他说：“不是还有我吗？从重庆到上海，又由上海到香港，最后由香港来到解放区，我都同马老在一起。”最后，他还进一步地为我打气：“等你的书出版后，我给你写书评。”

　　我衷心地感谢这位经济界、新闻界老前辈的真挚、友善、诚心诚意的帮助，后来书写成了，他还真的写了一篇很能打动读者的评介文章。当然，我也还要特别地感谢马老的几位亲属，他们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他们几次三番、费心竭力、不厌其烦地向我讲述他们所知道的，所回忆起来的马老生平事迹，不论是社会生活的，还是家庭生活的。他们努力地帮助我搜索和寻找各种有关材料，不论是文字的，还是图像的。特别是马本初先生，他给我的帮助最大。我还要特别提出的，是马老的女婿许汤莘先生。他本来也是准备与人合作写一本《马寅初传》的，但是我每次去采访，他都热情接待，毫无保留地将他所知道的和所拥有的资料，都交给了我。他与夫人马仰惠的婚礼和婚筵，自然属于他特殊珍藏的一部分，但也无私地把保存完好的一张记叙婚礼盛况的《新民报》拿出来，交给我。这虽是一件家务事，但出席婚礼的都是当年的时代精英，郭沫若还当场赋了体现着时代精神的诗。有了这样一章，是绝对会对《马寅初传》一书增添光彩的。

　　四

　　当我的书稿写出来之后，出版社的同志要求我能找到一位领导同志，为此书题写书名或题词。

　　去找哪一位呢？我首先想到了邓颖超同志。但我只是一个普通记者，不是能够轻易接触到高层领导的人。我思虑了好久，最后还是冒昧地给邓大姐写了信。我在信中说，通过撰写《马寅初传》，知道马老在重庆时与周总理关系十分密切，得到了周总理与《新华日报》同志的大力支持，马老终生感念。您与周总理、董老三人联名为马老送去的寿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文华矍铄，寓意精深，一直成为人们传诵的佳联。

　　信写去后，我并没有抱多么高的期望值。我想，领导同志每天要处理那么多的事，我的这封信也未必便能呈递到邓大姐手里。但万万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两天，在第三天头上，我就接到了来信，内附邓大姐亲笔题写的书名：“马寅初传”，下边还有她的签名和印章。我们喜出望外。

　　马老是位大贤，亦正如已故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所说：“马寅初是我们中华民族难得的瑰宝。”为他修传，自然会得到上天的辅佑。

　　二十年之后，中国金融出版社找我，让我写一套经济学家列传出来。传主由我自定。我伏在案头上左思右想，说到中国经济学家，谁应当列为纪传之首呢？几乎不用深思，立即便涌现出马老的形象来。他一生的光辉业绩，不仅当之无愧地称之为经济学界的泰斗，用《诗经》上的两句话来说，叫作“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于是，2006年我又写出了第二本马老传记：《我国经济学泰斗———马寅初》。又过了五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算出版一套《人与岁月》系列，他们想在新世纪里再展现一下历史长河中的最值得人们回忆与感念的那些足迹，于是又让我写出了《勇气与卓识———马寅初的一生》。

　　我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追寻这位贤者的足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