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谢之于晋宋，犹李杜之于有唐，在当时的诗坛上同样具有“双子星座”般的崇高地位。先看李杜，我曾经跟学生打趣说，李杜双峰并峙，相去十万八千里，你们崇李抑或爱杜，何去何从，悉听尊便。但若说是两者都爱，便说明你是不懂诗歌，还没有入门。其实，我的意思是李杜风格差异之大，是很难调和的。按照传统的说法，李白的诗歌体现的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创作精神，以《金陵酒肆吟留别》为例：“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妙在无滞无碍，一泻千里；而杜甫的诗歌则遵循“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原则，试看他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好在一字一顿，曲尽其妙。应该说，李白的天然流畅与杜甫的抑扬顿挫，都达到了美的极致，但却又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美。既然是不同的美，那又凭什么在文学史的层面上来比较他们的孰优孰劣呢？郭沫若先生在他晚年的论著《李白与杜甫》中，极力拔高李白，贬低杜甫，远离了文学史批评的严肃性，体现的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而几年前有一本《大学文学》的高校教材，在作品上只选杜甫不选李白，这也是惊世骇俗的不公正。

　　再来看陶谢，陶渊明谋篇独到，似平实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超然物外的感动；谢灵运练字精当，妙句迭出：“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崖倾光难留，林深响易奔”，读者领略到的又是一种美轮美奂的享受。与李杜一样，陶谢的作品也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美。在这样的艺术层面上，偏要侈谈他们的优劣，实在是毫无意义的蠢举。所以我说，无论扬李抑杜或者扬杜抑李，还是扬陶抑谢或者扬谢抑陶，其实都是从读者自我的好恶出发，而绝非二位诗人之间真实存在着优劣。因此我以为，动辄对古人排座次、评优劣，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陋习。比如对于陶渊明，杜甫是不喜欢的，所以他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白居易是喜欢的，所以他说：“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因高偶成句，俯仰愧高山。”苏轼亦爱陶，故曰：“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而陈师道则又不以为然：“陶渊明之诗，切于事情，但不文耳。”孰对孰错，永无定论。用句禅语，便是一切皆由心生、一切皆是虚妄。

　　这可以推及对所有的诗人作家的评价问题。如对“三曹”，钟嵘列曹植为上品，曹丕为中品，曹操为下品。此说影响巨大，以致谢灵运说出如此过分的话：“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然而也有人不买账，刘勰就为曹丕大鸣不平，他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隽，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又说：“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近人刘永济则另辟蹊径，高度评价曹操，认为论文学成就曹操当为三曹之首：“唯列孟德于下品，以为劣于二子，则不免囿于重文轻质之见。实则武帝雄才雅量，远非二子所及。虽篇章无多，而情韵弥厚。悲而能壮，质而不野。无意于工，而自然谐美，犹有汉人遗风。此乃天机人力之分，非可同日而语也。”

　　再回头看陶谢，钟嵘扬谢抑陶，他将谢灵运列为上品，针对有人批评谢诗“繁芜”，辩解说：“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后热情洋溢地赞美道：“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与此同时，他把陶渊明列为中品，评价道：“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在这里，他把陶诗的“质直”视为缺点。而现代的几部文学史，往往都是扬陶抑谢，陶渊明几乎没有缺点了，谢灵运则连与陶并提的资格都没有。这从他们的编写体例上即可看出，陶渊明与屈原李杜一样，独立成章详加评述。而谢灵运往往只是“南北朝诗人”中的一节。可见他已被摒出“超一流诗人”之列。对他的批评也变得十分苛刻：“他的诗在艺术上也有明显的缺点：玄言词句多，辞藻堆砌多，往往有句无篇；结构多半用叙事—写景—说理这种章法，读起来也感到很单调。”

　　当然，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多多，其中并不排除时代审美观的变迁，如对“平淡”的看法，宋人一反唐人，提出了“唯造平淡难”的观点。但是所谓的“时代审美观”，说到底也只是放大了的个人好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