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我一直会做下去　

　　1996年，王选带领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回到了故乡崇山村。因为她的加入，调查团才可以无障碍地和当地村民交流。1997年，乡亲们推选王选担任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代表108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第一次走进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要求日本政府就当年侵华日军的细菌战暴行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

　　“我为什么要站在这里讲话？因为，我们是人!”这是王选第一次在纽约为细菌战演讲时的发言，“我们中国人相信人死了以后有灵魂，灵魂是不死的。这个诉讼就是为这些没有声音、甚至没有名字的人所发出的一个声音，现在，这个声音全世界都听到了。”

　　1998年2月16日，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第一次开庭。这只是漫长诉讼路的第一步，随后是连续五年的奔波。

　　2002年8月27日，在这一天，东京地方法院法官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索赔案作出了一审判决。他认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中国确实实施了细菌战，并且认为日军的行为违反了人类道德，也给中国带来了伤害，但是，对于中方受害者提出的赔偿要求，法官却依据日本战前宪法所谓的“国家无答责”原则，不予支持，判决中国受害者败诉。

　　从1998年到2002年，一共27次开庭。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开庭，王选是法庭上唯一的中国人。她就站在那里，质问一个民族的判断。这是一种巨大的孤独，她多么希望中国人能够把这个法庭都坐满了，如果有自己的同胞站在身后，即使不发言，那也是一种力量。

　　《感动中国》给予王选的，就是同胞站在身后这样一种力量。2002年秋，朱波在筹备《感动中国》时，王选是第一个进入他视野里的候选人。朱波至今无法言说，第一眼看到王选照片时的那种感受。这位身形瘦弱的女子，目光如炬，透出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神情中有坚毅，有不屈，有痛楚，还有种深深的孤独。朱波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支撑着这位弱女子，敢以一己之力与一个国家作战？他在报道上看到这样一个细节——常有人带着探究的语气问：你可以生活得很好，为什么要管这种事？的确，在这个越来越物质化的社会，很少有人能理解王选的选择——大家都在为生活得更好而努力奋斗，而这位在日本打拼多年，已经有稳定的生活，年届不惑的女子，却毅然舍弃一切，为了一群风烛残年的受害老人，为了一段被掩藏的历史，挺身而出奔走呼号。

　　朱波将王选作为《感动中国》候选人提交给节目组时，曾有人表示过小小质疑，认为这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事，是外交。但支持者大有人在，他们说，一个孤单的斗士，为自己的民族在争取，而这个民族竟然沉默无声，这不是中国。

　　朱波在和大家讨论王选的时候，首先讲到另外一个故事：1906年，一个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在课堂上看到了一张照片，上面有许多中国人，一个被绑在中间，其余站在左右。据说，被绑着的人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盛举的人们。谁都知道，这不是故事，这是作家鲁迅回忆录中的文字。这张照片让鲁迅弃医从文，开始漫长的改造国民性的征途。王选的故事和鲁迅几乎是一个版本，同样是一张照片，同样是一个人面对战场。只不过隔了一个甲子，历史是这样的轮回，又一个英雄站出来呐喊。朱波反问大家：“今天，我们还能让她感到寂寞么？”“王选说：有些事情是不能说不的，人是有义务的。这话我听了很刺耳，你们呢？”“如果我们沉默，和《呐喊》中那些观看被杀害同胞的看客有什么不同？”三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大家沉默了。

　　2003年初，王选从调查地区浙江兰溪来到北京，参加首届《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主持人问她，现在诉讼已经告一段落，我们都知道，对一个国家的起诉有多么难，你接下来会做什么？王选说：“我一直会做下去。日军的细菌战是战争犯罪，如果不受到应有的惩罚的话，这是人类文明一个永远的耻辱。首先中国人应该做，中国人如果不做的话，会给我们中国历史上留下一个耻辱。我们有义务，我们受害者这一方有义务，为了维护人类的文明，为了维护正义，我们必须要追究他们的战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