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编辑只是分工的不同，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却有高下之分，似乎作家是所谓“灵魂的工程师”，编辑不过是为作家做嫁衣裳的工匠，这其实是莫大的误解。

　　我回顾七十多年的写作生涯，对于甘心“为人做嫁衣”的多位编辑，充满了感激之情，没有他们的鼓励、指导、加工、润色，我不可能获得写作上逐步的提高，作出一些微薄的贡献。

　　对我来说，虽然少年时代就在故乡《新溧阳报》发表过散文，但是1941年孙伏园先生在重庆《中央日报》的副刊用整版篇幅发表我的《威尼斯的忧郁》，却是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从此我开始决心走向文艺、学术研究的写作道路。

　　孙伏园不是完人，不是圣人，他后来与他的恩师鲁迅疏远了，信仰了乡村自治的学说。但是，作为编辑，他却使我敬仰之至。相处多年，他从来没说过一句借鲁迅自重的话，也没有因鲁迅对他的指责作过任何辩驳或解释。平易近人的神情完全出人意料。谁都不会相信他是当年发表鲁迅《阿Q正传》的《语丝》的编辑。

　　当时找他的文艺青年太多，他来不及接待，但不厌其烦，特地为住在重庆南岸的几位作者写了介绍信，让他们经常来找我，彼此“交流交流”，多谈谈，“对写作也是有帮助的”。他对于文学青年真正做到了“俯首甘为孺子牛”。

　　卢豫冬，笔名旅冈，年纪只比我大六岁，出身于广西贵县望族，抗战前本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了左翼剧联的成员之一。1949年初，他在广州《大光报》任职，国共和谈正在进行，国民党提出了以长江为界的“南北朝”形式，把中国对半开，这当然是荒谬之至。但国民党和广东、广西的地方势力却坚持这一点。他授意我写了一篇《南方与北方》，通篇是谈山川、气候、物产等问题，好像是一篇与政治毫无关系的地理学论文。但在文章结束时则特别强调南方与北方是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在这一大片土地上繁衍而成长起来的。和谈宣告破裂，当时在广州的军政首脑才发现《南方与北方》是一篇危害性极大的文章，发出了逮捕此文作者的命令，而我已在一天之前离开了我当时的工作单位中央通讯社，人不知鬼不觉地乘飞机离开了广州。他们对卢豫冬严加斥责，后来形势更趋险恶，卢去了香港。广州解放后，才回广州。

　　卢豫冬机智过人，我深为叹服。他在上海左翼剧联时，曾反对蓝萍(江青)演出《赛金花》，他知道江青心狠手辣，决不会放过他。因此，从香港回广州之后，他和戏剧、电影界一刀两断，坚决不介入。既没有再用过“旅冈”笔名，也离开了新闻界，改行到大专院校任教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侥幸逃过了浩劫，晚年在福建师范大学教授任上退休，得以善终。

　　最后，要说一说范泉。在孤岛时期，他编《中美日报》的学术理论的副刊《堡垒》，1941年的处境已经十分艰难。他仍发表了我的《日本军部的特权》，那是冒了极大风险的。改革开放后我们见面时当然喜出望外。他希望我为他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做点实际工作，我却没有配合，辜负了他的厚望，这一遗憾，永远无法弥补了。

　　和我打过交道的编辑，包括出版社、杂志、报纸三方面在内先后有300位以上，总的来说，我对他们亏欠得太多，有生之年，恐怕也难以报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