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俞天白1937年生于浙江义乌。作家、编审。曾任《萌芽》杂志社副主编，《沪港经济》杂志总编辑。著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四十余部、小说选两卷，长篇报告文学、散文随笔集及通信集等多部。长篇小说《大上海沉没》获上海市1949—1989年40年优秀小说奖、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与中国作协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大上海漂浮》获上海市1992—1993年优秀作品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2012年1月18日，在不断弥散着的春节气氛中，浦东小陆家嘴金融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大厅座无虚席，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地的金融界人士500人齐聚一堂，参加在此隆重举行的颁奖大会，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将2011年度中国金融科学终身成就奖，授给了91岁高龄的洪葭管先生。

　　我很欣慰，但没有丝毫意外，仿佛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一

　　我俩亦师亦友的这份情谊始于25年之前，东亚饭店为拙作举行的《大上海沉没》研讨会上。此前，我只知道他是中央决定恢复交通银行营运，并将总部从北京迁到上海操作过程中，一系列文件的主要起草人。按时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办公室主任李坚平的介绍，这是被国际誉为“中国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就要像他这样的“金融元老”来参与。我这部第一次写到中国金融改革的长篇小说的研讨会，是不能没有他这样的人物参与的。不知什么原因，说起“元老”，我总会想到那些曾经改天换地、今天手握生死予夺大权的风云人物。但他给我的印象，却气质儒雅，而他的儒雅里，蕴藏着长者特有的那种敦厚、温恭和乐于俯视人生洞察世态的潇洒，给了我一份继续深入交往的亲切感。事实证明，他确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学者和长者；筹组交通银行的领导人趁这次合作机会，诚邀他“入盟”交通银行，这种“挖人”“揽才”之举，待遇自然优厚，职位也自然看涨，却被洪先生断然婉拒了，理由就是一条：他长期工作的人民银行拥有更全面、丰富的金融史料资源。

　　见利而不“忘义”，绝对是胸怀大目标者之所为！

　　这就是今天我不觉得任何意外的最初心理铺垫。

　　随着交往的增加，他所走过的道路在我眼前也逐渐清晰起来。他每一步仿佛都在透露他心里那个大目标。始于1966年的那场浩劫，对于文化建设与学术研究者都是一场灾难，多少人从此一蹶不振。洪先生却利用一切条件和机会，阅读当时能够阅读的文献与资料，“四人帮”一倒，即1977年初春，他就带了两名助手，迫不及待地直奔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民国时期财政部、四联总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单位有关档案。这里原始档案浩如烟海，他如进宝山，日以继夜地阅读、挑选、摘录，一位助手累倒回上海了，他就废寝忘食来填补人手的缺失。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的朋友被感动了，特地去请了十几名尚未参加高考的学生来帮他摘抄，每千字报酬三角人民币，他感动不已，更加忘我地披阅，到感觉该查阅的都查阅了，该摘录的也都摘录了，堆积如山的资料已达500多万字，他才突然发现，春早尽了，花早谢了；炎夏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在他身边消逝了，几张枯黄的梧桐树叶，像来提醒他似的，从行道树上飘落下来，轻叩他的窗玻璃，他这才掐指一算，离家整整七个月了！

　　心中没有大目标的人，能够这样忘我吗？拿洪葭管的语言来表述，这是只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者之所能为！

　　正因为他对历史事实的忠诚与孜孜以求，才有国内金融教育界的高度信任。上世纪90年代末，人民银行总行教育司受国家教委的委托，组织编写一部高等院校金融类专业的统编教材。教育树人，这是严谨而又严谨的工程，主管者认为非洪葭管莫属，请他担任《中国金融史》主编和总纂，他欣然接受。从中国古代到当代的金融的沿革与发展，共40万言，出版后，金融本科生采用的是它，硕士生采用的也是它，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先后重印了五次，远销海内外，有些部门将它列为财经类考试必备教材。也因为他对历史事实的忠诚与孜孜以求，才蜚声海外，获得“世界级”评价。那是1992年春天，他应邀到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作学术交流，他的题为《民国时期上海金融机构在社会变化中的作用》长达三万字，他的发言，获得了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最让他感动的是罗兹·墨菲的热烈肯定。罗兹·墨菲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地理学教授，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秘书长，《亚洲研究杂志》的编辑，是一位世界著名的历史人文学者，很了不起的“上海学”专家，是了解上海的必读书《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的作者，他的发言很诚挚：“真的，我的《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的缺陷，就是没有写到金融这一块！您不仅弥补了我的不足，而且比我想象的更为精彩！”嗣后，在英国牛津大学举行的“民国时期的银行和金融研讨会”上，他提交的《1941年前的上海银行业》，同样获得一片喝彩声……

　　可以说，作为史学家，他应该获得的赞美都获得了。

　　然而，我突然发现，这些绝不是他胸中那个“大目标”的全部。

　　二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夏日，一位女士迫切地要和我见面。她叫杜华，中国金融出版社负责人之一。她要我给他们出版社写一本有关上海金融改革的纪实性的作品，并郑重地说明是洪老特地推荐的，希望我不要推辞。说实在的，这种上门要我稿子的编辑太多了，与文学不相干的出版社，我真无力应酬。但这一次却被她打动了，不，准确地说，是提醒了我洪先生的另一面而急于纠错了。洪先生绝不是一位掩埋在古纸堆里的史学家，过去不是，今天不是，今后也不是。不错，他曾经说过，只有掌握大量史料，透彻了解历史事件、人物、机构等相关问题，才能正确记叙历史事实，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我却忽略了他另外一番言论：现实问题引发历史的思考；历史研究启迪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是普遍真理。所谓博古通今，就是从古与今整体角度加以考察中找到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的认识，简言之，研究历史是为了在现实中把握主动权，真正成为现实的主人。

　　我这才注意到，洪先生不仅是一位埋头书斋的金融史学家，更是活跃于上海乃至全国金融领域改革的“出谋划策”者和金融改革的实践者。而且，他的参与度，是与上海以至全国的经济改革同步的。改革开放的方针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后的1979年12月，他就意识到，仍以过去的《货币与信用》、《货币银行学》或《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学》为教材是适应不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了，开始呼吁重视《金融学》的研究和金融学科的重建。不久，他参加无锡有关中央银行制度的座谈会，并牵头执笔整理成座谈会综合记录，编成了《中央银行制度座谈会资料汇编》，成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第一本研究中央银行制度问题的专著。以此为开端，他连续发表《关于建立国内资金市场的设想》《外资银行经营范围的研究》等理论文章，和参与交通银行恢复营运一样，直接参与了金融改革，直到以金融学者的身份被聘为上海市市政府参事，连着为两届政府出谋划策，上海经济金融的改革和发展的每一步，都倾注进了他的心血，仅浦东开发开放，他就写出了《为争取设立浦东发展银行的建议》《关于借好、用好开发浦东的政策性资金的建议》《加快外高桥保税区功能开发》等十多篇，博得了“急市长之所急、想市长尚没有想到的一名老参谋”的美称。但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将人文关怀精神贯穿在他的所有行动中。就是说，名为向市长献计献策的参事，双眼却不是对上面负责，而是对人民大众负责，心里装的是普通的平民大众的痛痒。最典型的是他对下岗职工生活的关爱。1999年12月23日，以他牵头，和杨小佛、郭忠言等学者专家一起，针对下岗职工生活水平下降以致陷入困难状态给徐匡迪市长写了题为《关于进一步搞好社会保障，提高下岗职工补助标准的建议》，直言不讳地指出：“对国企下岗工人的问题，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救助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性质、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和解决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矛盾焦点问题”，然后提出一系列具体的强化社会保障的建议。他对社会现实是如此之专注，对于自己的生活，却始终那样清俭、简单、质朴。几十年来，他始终住在天平路、淮海中路口那幢新式里弄房子的三楼，兼着会客室的书房，被书籍、报纸杂志和资料占据了能够利用的所有空间。朋友们，其中包括市政府参事室工作人员和他所带的研究生，送给他“仁者、智者、长者”和“清俭温恭学问家”之类的评语。

　　我被他的精神所感动，更为他的智慧所召唤，尤其是由他担任执行主编的煌煌六大卷二百余万字的《中国金融通史》上马以后，他自己承担第四卷的撰写，即1927—1949年中国金融发展演变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这个22年，他竟忘记了自己已达80高龄，只为如何把它写出特色、写出新意来而不惜呕心沥血再添白发的精神，让我忽然想到，如果说，金融改革是上海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那么，洪先生就是这道风景线上最耀眼的黄金点！我被这一神圣的使命所驱动，奋笔疾书，根据我对洪先生的了解，一篇超过万言的长篇报告文学一气呵成，这样一个题目，突然从字里行间飞出，经丹田而冲向笔端：《中国金融史学的奠基人》。

　　文章很快于《上海滩》杂志发表，标题赫然凸现于封面。对于“奠基人、开拓者”的评价，他却始终不安，一定要加一个“之一”。直到为他授终身成就奖这一天，趁上台致“获奖感言”的机会，面对来自中国金融高端的500余名嘉宾，再一次解释：“2005年上海老作家俞天白写了一篇对我采访的文章，登在《上海滩》上，称我为中国金融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当然用‘之一’更恰当些……”

　　他的感言获得了热烈掌声。我知道，依然是因为他的谦让。历史是镜子，镜子里有天意——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全新的未来只能诞生在历史与现实的科学融通之中，正如他在“获奖感言”中再一次为适合当代经济现实、为维护金融安全所作的建立“金融学”的呼吁。所以，我对奠基人、开拓者的概括，其实只概括了他成就的一半。他是一位努力将历史融进现实的耕耘者，他希望播种出全新的未来。这才是他胸怀的真正大目标。正因为如此，在“成就”前用了“终身”一个定语，确是完整的、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