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1936年10月。

　　鲁迅先生生命中的最后九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先生把他一生中最宝贵、最辉煌的岁月留在了东海之滨、黄浦江畔，也为我们这座城市留下了隽永的话题和无尽的缅怀。这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历史情份。

　　据不少“鲁学”者的研究，鲁迅是在上海完成了他“主义”的转变，最终成为“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然而鲁迅是人，说得更白一点，先生是“阿拉”上海的居民。“民以食为天”。笔者通过阅读鲁迅的文稿、日记及亲友们的回忆，尤其是萧红所写的长篇散文《回忆鲁迅先生》等，关注到了先生的日常饮食，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鲁迅先生的饮食喜好和待客之道。

　　壹 鲁家菜的老三样与饭局菜的反差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乃至是东南亚最大的都市。上海的城市形制是南北相融，中西合璧。上海的生活形态是五方杂处、海纳百川。由此形成了海派人文的生活谱系。鲁迅籍贯绍兴，系南方人，但他却喜欢吃北方饭，吃油炸的东西，吃硬的东西。尽管他的胃不好，每饭后必吃脾自美胃药丸一两粒以助消化，但他还是乐此不疲，而且为此想请一个北方的厨子。但鲁迅以为开销太大，请不得，至少要每月15元大洋的工资。从中可见他对北方饭的喜好程度。由此而联想到鲁迅的性格，他为人真诚耿直，处世敢憎敢爱，对友热情坦率，做事果断执着。当然，有时还有些易怒，有些偏激。这些从性格属性来讲都是北方型的。鲁迅的南人北性，可否从中得到一些诠释呢？饮食与性格是有一定关联的，虽然不能将两者划上等号，但饮食对性格的影响还是相应存在的。鲁迅从喜吃“硬的东西”到他的“硬骨头精神”，那该是怎样的一种精神渊源或性格基因呢？

　　鲁迅平时自家吃的菜是“老三样”，一碗素炒豌豆苗，一碗笋炒咸菜，一碗黄花鱼。这样的菜是上海普通市民的家常菜。黄花鱼也就是上海人讲的黄鱼，在当时也属很一般的鱼类，多的是，不像现在这样稀有，还分野生的与人工养的。按萧红的说法是“这菜简单到极点”。按上海人老派的说法，这样的菜是属小荤。而鲁迅不喜欢喝汤，这一点也颇具北方性。因此，“老三样”的鲁家菜在万家灯火的海派菜肴中实在是有些简陋。

　　如来了客人，那鲁家的饭局还算丰盛的，“菜食很丰富，鱼、肉……都是用大碗装着，起码四、五碗，多则七、八碗。”尽管鲁家有两个年老的女佣，但女主人许广平还是亲自下厨房，可见对客人的尊重。鲁迅当年在上海的身份是自由撰稿人，即职业作家。按鲁迅当年的经济收入，大概可算中产阶级水准。据陈明远在《文化人的经济生活·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中说：“总计，鲁迅在上海生活的整整九年间（1927年10月~1936年10月）总收入为国币78000多圆，平均每月收入723.87圆（约合今人民币2万多元），他一不靠‘官’，二不服‘商’，属于当时上海典型的自由职业文化人。”无意于“官场”和“商场”，超越于“帮忙”与“帮闲”，时而“横眉冷对千夫指”，时而“无情未必真豪杰”的鲁迅，凭借着他笔底所产生的还算殷实的经济效益，以“起码四、五碗，多则七、八碗”的菜食来款待客人，还是力所能及而并不奢华的。这样规模的宴请，是鲁家的待客之道。

　　当时的上海汇聚了南北菜系，有不少蜚声美食界的饭店酒家，如老半斋、老正兴、老饭店、杏花楼、知味观、功德林、新雅、梅园等。鲁迅喜欢约请友人上馆子，尤其是知味观去得较多，如《鲁迅日记》1932年7月3日载：“晚在知味观设筵宴客，座中为山本初枝夫人、坪井芳治、清水登之、栗原猷彦、镰田寿及诚一、内山完造及其夫人，并广平共十人。”萧红就记述了鲁迅请大家在馆子里吃烤鸭子、抢苹果的有趣场景。对自己饮食的简单，招待友人菜食的丰盛，反映鲁迅为人处事的自律亲和大气慷慨，并弥散出那种传统的名士精神及鲜活的海派风格，我想这也使鲁迅颇具人格上的魅力。

　　贰 鲁迅茶烟酒的食相

　　茶是我国的国饮，“松风竹炉，提壶相呼”乃是文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鲁迅也喜欢喝茶，而且常喝的是清茶，那应该是绿茶一类的。记得鲁迅在《三闲集·革命咖啡店》中曾有些调侃地说：“我是不喝咖啡的，我总觉得这是洋大人所喝的东西（但这也许是我的‘时代错误’），不喜欢，还是绿茶好。”因此，萧红曾讲鲁迅除了喝茶之外，别的饮料是不吃的。“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类，家里都不预备。”曹聚仁先生在《鲁迅评传》中也说：“鲁迅爱喝清茶，他所爱的不是带花的香片，而是青涩的龙井茶。笔者曾对他说：‘我和你是茶的知己，而不是西湖的知己。我喜欢喝龙井茶，尤其是喜欢西湖，你呢，对于西湖，并没有多大好感。’”鲁迅有时还喝喝红茶，那似乎是为了约请朋友谈事而用。在离大陆新村不远处有一家小吃茶店，“老板是犹太人或白俄。”鲁迅有时约青年人说事，就在此泡一壶红茶。从中可见，鲁迅的生活方式还是颇传统的。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喝咖啡是很流行的，西装革履，一杯清咖，似乎摩登而时尚。然而一袭长衫布袍、一杯清茶的鲁迅，还是恪守着自己的日常喜好。

　　“替鲁迅生活作标志的，似乎是烟而不是酒。每一个和他熟悉的人都知道工作越忙，烟也抽得越多，每天总在五十支左右。有一时期，他病了，医生警告他：多抽烟，服药也是没有用的。他却还是吸烟不停。”曹聚仁的叙说颇客观。鲁迅的烟瘾的确很大，在他生前的一些照片中，在后来的不少图画中，都展示了这一点。但给我印象最深、也最经典的是鲁迅与“一八艺社”几位青年版画家座谈时抽烟的那张照片：鲁迅右手拿着香烟，左手支撑着右手，他微抬着头，似在望着前方，又似作深思状，一抹浓浓的标志性的八字胡翘起，使他清癯的面容更加显得棱角分明，刚毅而从容，用现在的话讲是“酷”得很。然而鲁迅的抽烟也像吃菜那样是己俭客优的。他常备有绿听子的烟，四五角一听，大都是“黑猫牌”廉价品，他自己抽。白听子是“前门牌”，平时放在书桌的抽屉里，来了客人作招待之用，客人走了就又放回。“而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是鲁迅先生随时吸着的。”先生的烟瘾，“对于他的肺病当然是影响极大的。”

　　“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这是1933年鲁迅与好友郁达夫在对饮后，郁达夫给鲁迅的赠诗。作为绍兴人的鲁迅，喜喝花雕是很自然的，这既是一种生活习惯，也是一种乡梓之情。萧红也写到了鲁迅的吃酒：“鲁迅先生喜欢吃一点酒，但是不多吃，吃半小碗或一碗。鲁迅先生吃的是中国酒，多半是花雕。”鲁迅喝酒是颇有节制的，吃那香醇温和的花雕酒仅“半碗或一碗”。因为他从小看到自己的父亲喝酒太多，令家境拮据的母亲很为难。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曾说过：“我的父亲是很能喝酒的。”（《谈酒》）曹聚仁也曾回忆道：“他的父亲是个酒鬼，喝醉了时常发酒疯骂人，这一印象给他很深刻，他因此就自己节制自己，不让酒来使他糊涂了。”又说：“大概他情绪不好时，也就喝点酒来浇愁的（他是性子刚的人，在这些小节目上，最能反映他的性格了）。”当然，在鲁迅的笔下，还有那个穷酸且迂的孔乙己在咸亨酒店念叨的“多乎哉，不多也。”

　　叁 鲁迅对零食的喜好

　　喜吃零食，是海派人文的一种生活时尚，三十年代的上海零食融汇中外，集萃南北，更是舌尖上的一道风景。从奶油五香豆、拷扁橄榄、白糖杨梅、香草香瓜子到奶油话梅、玫瑰西瓜子、白糖山楂、白糖莲心等。还有当时不少出名的食品店都有自己的看家产品，如老大房的麻酥糖、采芝斋的松仁粽子糖、元利的猪油花生糖、冠生园的陈皮梅、牛肉干、三阳的豆酥糖、寸金糖等，可谓是风味独具，至今使那些怀旧的老上海回味无穷。鲁迅平时也喜欢吃零食糖果，曹聚仁就很有趣地写道：“他有一回对我说：‘我们都是马二先生，吴敬梓写马二先生那么馋，吴敬梓自己一定很馋的。’”鲁迅与吴敬梓是心有灵犀的，他自己对于零食就的确有些馋，有时还有些贪嘴，如在他的《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中就相当生动地写道：“夜间，又将藏着的柿霜糖吃了一大半，因为我忽而又以为嘴角上生疮的时候究竟不很多，还不如现在趁新鲜吃一点。不料一吃，又吃了一大半。”鲁迅招待客人常用的零食是向日葵子，也就是香瓜子。萧红在文中曾说：“还有向日葵子差不多每来客人必不可少。鲁迅先生一边抽着烟，一边剥着瓜子吃，吃完了一碟，鲁迅先生必请许先生再拿一碟来。”可见鲁迅吃瓜子也是上瘾的。他曾专门写过一篇《零食》的杂文，“上海的居民，原就喜欢吃零食。假使留心一听，则屋外叫卖零食者，总是‘实繁有徒。’桂花白糖伦敦糕，猪油白糖莲心粥，虾肉馄饨面，芝麻香蕉，南洋芒果，西路（暹罗）蜜橘，瓜子大王，还有蜜饯、橄榄，等等。”（见《花边文学》）为此，他认为：“上海的居民，和零食是死也拆不开的。”先生对于零食还有自己的理念：“那功效，据说，是在消闲之中，得养生之益，而且味道好。”（《零食》）

　　先生病了，是“什么也吃不落了。”人们随着萧红细腻的笔触，看到了这样一幕场景：“许先生每餐亲手端到楼上去，那黑油漆的方木盘中摆着三四样小菜，每样都用小吃碟盛着，那小吃碟直径不过二寸，一碟豌豆苗或菠菜或苋菜，把黄花鱼或鸡之类也放在小碟里端上楼去。若是鸡，那鸡也是全鸡身上最好的一块地方拣下来的肉。”木盘有时就放在鲁迅那张小小的简陋的书桌上，只见饭菜的热气在一丝丝地退去，鲁迅挺勉强地吃一两口，“但有时竟然原样一动也没有动又端下来了。”读到这样的文字难免有些忧伤，有些悲凉，有些牵挂。一个人生命的隐退，似乎也是从舌尖上开始的。通过解读舌尖上的鲁迅，让我们穿越了时空，走近了这位曾经生活在虹口大陆新村的上海居民，有如隔壁邻居家的大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