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6日，坐落于上海福寿园的上海人文纪念博物馆开馆，这是国内首家在人文纪念领域集收藏、展示、研究、交流为一体的博物馆，目前已收集近3000件各类名人遗物及文史资料，其中包括众多典藏精品。

　　“领略生命华彩，珍藏城市记忆”，这里有“一盏灯”、“一面旗”、“一把椅子”、“一份金婚遗嘱”……它们的主人或生于斯，或长于斯，最后长眠于斯。他们是这座城市的骄傲，他们用各自的人生故事讲述与这座城市结下的一世情缘。

　　“一把椅子”

　　女科学家谢希德“靠在椅子上”不懈探索

　　这是一把加高的木靠背椅。在谢希德书房里，它仅比桌面矮几公分。为什么要专门打制一把这么高的椅子呢？谢希德的儿子曹惟正说，这是因为妈妈一条腿不能弯曲，只好倚靠在特别高的椅子上才能工作。

　　谢希德从小体弱多病，但意志坚强。17岁时患了股关节结核，当时没有抗菌素，只能靠绑石膏抵御病菌的侵蚀。她在病床上躺了4年，每天背字典、学英文，日本侵略者的炸弹也不能阻止她的读书声……病愈后，谢希德落下了终身残疾。她右侧的股关节已损坏，右腿不能弯曲，从此，起坐、站立与行走就变得不容易了，但她却走出了广阔的人生之路。

　　谢希德大部分岁月是在复旦校园里度过的。1966年，谢希德被确诊患了乳腺癌。此后，癌症三次复发。一次次手术、化疗，令她受尽折磨。每次治疗都有强烈反应性呕吐，白血球大量减少，身体出现浮肿，回到家里一点饭也吃不下。即便如此，谢希德也从没有打破早就养成的“开夜车”习惯，每天都要伏案工作到深夜。曹惟正说：“爸爸妈妈即使在文革中挨批斗受审查，也没有停止过学术追求。只要还有一点自由，他们就会在周末跑到外文书店去买书。妈妈在半导体物理方面的思考和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我想这也是她在恢复工作后很快就跟上世界步伐，并走在学科前沿的原因吧。”

　　是的，当漫漫黑夜终于过去，人们发现，可怕的灾难并不能阻挡这位杰出女性在学术前沿的不懈探索——她在半导体物理、固体能谱和表面物理领域的学术水平，依然是世界一流。1983年春节，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的谢希德，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成为新中国名牌大学的第一位女校长。

　　此时，多次复发的癌症，使她时时处于病魔的阴影之中。但她依然寻找着一切可能的机会阅读文献，翻阅资料，继续专业研究。医生嘱咐她要卧床静休，可是她的家里常常十分热闹，同事、学生来看望她，还带着疑难问题来请教她。医生曾责怪她不该忘了自己是个病人，可是她总是说：“时间不多了，我要赶快工作！”

　　谢希德家中十多平方米的书房，堆满了书，写字台上只空出了一小块可以活动的地方。写字台后面那把椅子是为女主人特制的，她不能坐在椅子上，而是靠左脚站立着倚靠在椅子上工作。

　　在她最后的日子里，这位残弱的老太太在医院里也是站立着工作的。她每天要接发许多E-mail，处理大量事情，直至发生急性心衰和呼吸衰竭，抢救之后再也无法站起，才不得不停止工作。

　　有人曾问她：“为什么医院不给您弄一把椅子，坐着工作不好吗？”她回答说：“医院的椅子不合适，我站着打字已经习惯了。只有家里那把椅子才最合适。”

　　斯人已去，福寿园人文纪念博物馆里，这把特制的靠背木椅在向人们讲述一位申城女性的人生故事——她的人生充满了坚韧和智慧之美。

　　“一盏灯”

　　我国电光源奠基人蔡祖泉制“争气灯”

　　上海之夜，灯火璀璨。细数我国电光源史上第一盏高压汞灯、第一盏氢灯、第一盏氪灯、第一盏长弧氙灯，都与一个名字相关——蔡祖泉。

　　蔡祖泉，正是中国电光源领域的奠基人。蔡祖泉出生于1924年，浙江余杭人。工人出身的他，自学成才，1952年进入复旦大学参与中国第一支X光管的研发。60年前的中国尚未能自主生产自己的灯泡，电光源研究更是一片空白。上世纪六十年代，蔡祖泉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电光源实验室，与同伴们开始了这个领域的系统研究。

　　1961年，蔡祖泉着手研制国内的第一盏光源——高压汞灯，其中关键技术“金属与玻璃如何完美对接”成了研发中的首个难题。当时我国根本没有技术能力生产出所需要的特薄钼片，蔡祖泉带领着科研人员硬是用打铁的方式，把厚钼片一层一层地敲薄，最终敲出了符合标准的钼片，封接上金属和玻璃的接口，点亮了第一盏高压汞灯。1963年，由上海亚明灯泡厂生产的高压汞灯，“点亮”了繁华的南京路。

　　人民广场上曾经的“人造小太阳”——长弧氙灯，是申城不少中年人的儿时记忆。“小太阳”也出自蔡祖泉之手。研发长弧氙灯时，在玻璃与金属接口上必须使用能耐高温的银焊条，当时国内找不到这种材料。蔡祖泉就把家里的银元溶化掉，自行作出了焊条，专门处理长弧氙灯的接口。当年，这盏100千瓦的“小太阳”点亮时，引起巨大轰动，被称为中国人的“争气灯”。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德国照明技术大会归来的蔡祖泉带回一个不起眼的玻璃小玩意：国外第一代节能灯。当时，国际上已有3项节能灯专利，一个灯泡能卖20美元，而中国一个专利也没有。蔡祖泉意识到，节能是照明产业的未来，一定不能失了先机。1985年起，他开发了中国人自己的系列节能荧光灯，并一直推动着中国节能光源。蔡祖泉退休后，还研发了双U型节能荧光灯，并获得1995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目前，全球80%的节能灯都是由中国生产。

　　如今，在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博物馆里，这一盏盏灯见证着：一位中国发明家如何演绎出中国电光源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直至世界第一产灯大国的传奇。

　　“一面旗”

　　旗手张邦纶见证中国半世纪体育之变

　　张邦纶，地道的上海人，中国上世纪四十年代著名足球守门员，有“铁门”之誉。2001年，84岁的张邦纶去世后在福寿园落葬。

　　1948年7月，第14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中国派出了足球、篮球、田径、游泳等共33名运动员前去参赛。中国的足球队称为“世运队”，由张邦纶、谢锦洪、侯榕生、刘松生、张金海、高保正等组成，张邦纶为“世运队”门将，教练则是球王李惠堂。

　　因为旅费不足，这支“世运足球队”只得于1948年4月30日提前出发，一路经过泰国、缅甸、印度、菲律宾、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一面进行一系列球赛，一面筹措赴英旅费。在长达70多天的艰苦征途上，在廉价的小旅馆里，队员们无不感叹：“这哪里是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简直是在走江湖卖艺！”

　　到达伦敦时，他们已是伤痕累累，疲惫不堪。一天下午，张邦纶和足球队谢文良、朱志成等人身穿队服外出时迎面碰到几个英国年轻人，相互注视之后，英国年轻人居然开口问：“你们是不是日本国运动员？”他们想不到中国也有运动员来参加大会。

　　8月2日，在奥运会的足球赛场上，中国足球队与土耳其队相遇。土队人高马大，速度快捷，动作悍野，素有“黑马”之称，赛时又逢大雨滂沱，中国队不惯水战，尽管队员们奋力拼抢，背水一战，终以零比四败北。虽然国弱民穷，虽然中国运动员在国外处处被人家瞧不起，但“世运队”足球队员赛前进场时，张邦纶依然高举“中华代表团”这面“世运队”团旗走进足球赛场，昂首阔步，充满活力——他们知道，他们代表着一个国家。

　　8月12日，第14届奥运会即将闭幕，我国参赛的各项选手都先后被淘汰。那天的英文《镜报》上，刊登了一幅讽刺画，一个身材矮小、穿着中国运动服的人，手执白色大旗，旗上类似奥运会会徽的五环，竟画成了鸭蛋状，在这下面还写着1932、1936、1948字样。十分明显，这是讽刺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三届奥运会上，都是捧着“零分”告终。

　　奥运会闭幕后，中华代表团足球队因缺乏回国川资，成了“世运流亡队”。他们不得不先从旅英华侨那里借了部分旅费，再在返国途中，边比赛“卖艺”边回国，直到1948年8月底才辗转回到香港。

　　募捐出征，举债回国。第14届奥运会之旅，给张邦纶留下的是苦涩回忆。

　　1952年7月19日，他参加了第15届奥运会并担任中国奥运会代表团的旗手，在赫尔辛基奥运会会场上升起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他才真正感到扬眉吐气，感到作为一个中国运动员的骄傲！

　　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张邦纶一直珍藏着这面“中华代表团”旗帜，因为它见证了中国体育的沧桑巨变。

　　一份金婚遗嘱

　　李继先陈荣恩夫妇捐献遗体彰显大爱

　　在老城厢蓬莱街道的一幢老弄堂房子里，市民李继先、陈荣恩夫妇相濡以沫度过了60多年。1983年，金婚纪念之时，这对老人做出决定——身后捐献遗体。

　　两位老人祖籍浙江绍兴，当年在清华大学共事期间结为伉俪，之后来到上海，分别在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工作直至退休。两位老人大半生处于社会急剧动荡的年代，饱受坎坷艰难，但他们却始终保持着的一身正气和高尚情操，教育孩子们要树立奉献社会的志向。

　　后来，陈荣恩看到报上报道“可供医学院学生实习解剖的尸源极少”，便立即去打听遗体捐献的有关事项。

　　做遗体捐献志愿者，老两口就这么决定了，还告诉子女们：“生命的质量在于生前，子女的孝顺也在于父母活着的辰光。人走了，不要占用耕地，不要拖累子女，不要浪费财力。”他们反复说，如果能在身后把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能为缓解十分紧缺的解剖资源最后出一点力，让医科大学的学生们更快地成材，很有意义。

　　在金婚纪念日，老两口立下遗嘱：“如若病危，不必抢救，以免病人痛苦延长，家属劳累，及浪费了医药。遗体直送第二医科大学。不必办丧事，不要收丧礼，骨肉至亲不须佩带黑纱。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是我们最后的嘱咐。如不按遗嘱执行，心中将内疚难安。”

　　他们的义举影响了左邻右舍。不久，就在他们居住的那条只有30米长、50多户人家的小弄堂里一下子就有8人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小西门居委学前街152弄的居民先后有19位志愿者加入了遗体捐献志愿者的队伍。当时，原南市区有关部门把“敬乐坊”命名为 “‘夕阳余晖暖后人’科普特色弄”；1998年，“敬乐坊”被评为“上海市精神文明十佳好事”集体。

　　小辈们十分支持父母的义举，但总担心不保留骨灰以后怎么祭扫呢？妈妈想得很周到。她让孩子们用录音机录下了一场其乐融融的“家庭音乐会”——父亲唱他拿手的英文民歌《Long Long ago》、（《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妈妈背诵北京儿歌“小板凳，歪一歪，板凳底下菊花开”；女儿吹起口琴、弹起吉他……

　　1992年和1993年，李继先夫妇先后离去后，两位老人如愿以偿，那份金婚纪念日立下的遗嘱成了“传家宝”。如今，这份“传家宝”已经成为福寿园人文纪念博物馆的展品之一，聚光灯下，那份金婚遗嘱向人们讲述着一对普通申城夫妇的大智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