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天下有责任心的父母一样，父亲李国豪高度重视培养教育子女，希望我们4兄弟姐妹德智体全面发展，成长为对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有用的人。

　　为此，他尽可能为我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培养我们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我进中学后，父亲抓住我们开始树立人生观的成长阶段，不失时机地教导我们要树立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辨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购买了《共产党宣言》《唯物辩证法》《矛盾论》《实践论》等单行本放在家中供我们阅读。他身教重于言教，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写心得笔记。

　　父亲言传身教，把毕生最大的兴趣爱好，放在学习知识和新鲜事物、钻研科学技术上。我们小时候，经常看到他早晨四、五点钟起床，到书房里去伏案疾书，拉计算尺。1964年，他所在的结构理论研究室的工作取得了进展，引起解放军工程兵的关注，他就高兴地告诉我们，一起分享他的快乐。“文革”中，他一度受到隔离，条件也非常艰苦，但他仍数年坚持在学校隔离室和家中研究南京长江大桥晃动问题并获得最终解释。1990年代中后期，他在家中安装了个人计算机软硬件，以80多岁高龄开始学习操作使用。

　　父亲提倡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他给我们讲大学生炒菜不知道先放油的故事，教育我们不要死读书。他鼓励我们从倒垃圾、洗碗洗衣服等轻微家务劳动开始，到实践和社会中去锻炼增长才干。

　　父亲期望子女当中有人能像他一样，学习并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记得高中学习时，他给我买了《物理学的未知世界》等科普读物，并经常拿出一些国内外有关理论物理发展动态的报导文章来看，一起讨论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话题，培养我学习理论物理的兴趣。然而，我对机械有兴趣，1965年高考时，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向往解放军，第一志愿填写了炮兵工程学院。尽管他的努力没有奏效，父亲仍然为我到南京学习特种机械而高兴，并且后来无论我到江西省余江县农业机械厂当工人、技术员，进浙江大学机械系学习，还是出国进一步深造机械学科，他始终不断给予鼓励和支持。对于其他大小事情，如选择人生伴侣等，父亲同样尊重我们自己的意愿，当我们的良师益友，积极从正面提建议，创造客观条件，同时耐心启发引导，培养我们的主观兴趣爱好，不以家长自居而强迫命令或包办代替。

　　父亲十分重视外语学习。我们在小学和中学时，他就不断建议我们课外花时间学习掌握德文常用单词和语法。他说：学好一门外语，将来获得的个人发展机遇会成倍增加。他自己身体力行，不仅在家中坚持用德语同母亲交谈，还根据工作需要，不断努力提高英语水平，并先后自学了俄文和日文。我中学和大学被分配学俄文，有一次在家和他一起背诵记忆单词，背到“食糖”时他脱口而出сахар，记忆力令人惊讶和敬佩。母亲叶景恩精通德语和拉丁文，能够流利地说英语、荷兰语和印尼语，通晓法语，对他既是强有力的支持，也是一种激励和鞭策。可惜改革开放前我们感觉不到外语的重要性，没有花大力气去学习掌握，直到出国留学前火烧眉毛，才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他们的先见之明。

　　父亲爱好体育运动，重视对我们的体育教育。从小开始，他就教我们学游泳、打乒乓球、打羽毛球、骑自行车。若非1980年代以前国内没有网球场地、他的网球拍长年在衣橱里睡觉，我们也不至于没有学打网球。他常说：打网球，骑自行车，游泳，使他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持续高效率地去学习、工作。他不开夜车，避免因疲劳降低效率，影响健康。母亲也积极参加同济大学教工运动会。在他们的影响带领下，学校与社会环境比较重视和提倡体育运动，使我们养成了定期甚至每天进行体育锻炼的习惯。其中，姐姐李归华高中和大学时，投掷运动达到国家等级运动员标准，水平最高。

　　父亲还重视培养我们对艺术的兴趣爱好，购买了手风琴和小提琴，并自任启蒙教师，在家里教我们分别练习。伴随着收音机或留声机里的音乐，早年他和母亲在家有时跳一支交谊舞放松自己，我们在旁瞪大眼睛当观众。可惜球场上的击球声、草坪上同伴们的喧闹声对我们吸引力大得多，我们始终徘徊在艺术的大门外，些许提高了自身的艺术修养和鉴赏能力。

　　拥有这样一位父亲，我们无比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