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清史·通纪》第六卷，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夏春涛的右后脑勺一度变成了“不毛之地”。记者追踪国家清史工程的纂修进程，在主持人自评报告中看到夏春涛写下的一段文字：“数年来，为如期交稿及书稿质量，内心一直有一种焦灼感，精神压力很大。熬夜写作已成常态……身体大受影响，有一年多时间患精神性脱发，头发脱落三分之一，形象不堪。”寥寥数语，道出了撰修者对《清史》的精益求精、呕心沥血。

　　《清史》编纂是我国百年一遇的学术盛举，参与其中的都是一流学者，夏春涛也不例外。为什么他会写得如此艰辛？记者日前访问了夏春涛，请他回顾撰写经过，以期通过他已完成二审的37万字《清史·通纪》第六卷的“一斑”，和读者一起窥见整个《清史》纂修的“全貌”。

　　1  《通纪》被视为新修清史的总纲和主线

　　夏春涛和《通纪》“结缘”，始于2004年9月27日。他说：“那天，戴逸老师约我到他家，跟我交待第六卷由我来主持。”此时，清史工程启动已近两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已完成了清史编纂的大量前期工作，确定了体例体裁，完成了框架设计，还建立了一个录入上千名学者的全国清史研究人才库。

　　在全新的历史时代修史，《清史》应该有着怎样的整体面貌，怎样才能反映出21世纪我国历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围绕这样一些问题，两年间，编委会在京、沪召开共280多位学者参加的3次学术研讨会，在全国范围发放调查问卷，请专家提供咨询报告。经过一系列的调研、咨询和反复论证，决定新修的《清史》设置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五大部分，共94卷。

　　《清史·通纪》被视为新修清史的“总纲、主线”，要用九卷本、300万字勾画清朝的历史全貌。夏春涛主持其中第六卷“危局”。当时他才41岁，却早已是名家辈出的太平天国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他28岁出版《太平天国宗教》一书，此后十多年间又出版、发表了多部颇受业内瞩目的相关专著和四五十篇论文。扎实丰硕的学术成果，使夏春涛36岁即晋升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夏春涛说，编委会主任戴逸先生在全面指导《清史》工程编纂的同时，对《通纪》的撰修尤其投入心血。“他多次亲自召集9个主持人开会，强调‘《通纪》在某种意义上决定整个《清史》的面貌和质量，必须不遗余力地保证质量’；对史实要辩证思考；人物不能脸谱化、绝对化，不用为尊者讳，对反面人物也要实事求是；可以发一些议论，但不要有长篇大论；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史的开阔视野当中研究考察；史实叙述要准确，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文字要丰满，简明流畅生动平实。”“他还详细提出《通纪》各卷的要点和写作要求。”夏春涛说，“戴先生对《通纪》的悉心指导和要求，贯穿着一位有着极高学术威望和个人魅力的史学大家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入思考，成为撰写《通纪》的指导原则。”

　　清史工程没有沿袭我国自唐代以来官方设史馆集中史家一起撰修的传统。除了已退休的一位主持人，夏春涛和《通纪》的其他主持人都是兼职修史。他们分别与编委会签订合同，规定五年完成初稿，编委会设联络员定期检查进度，根据完成情况分批拨付经费。

　　2  讨论修改《提纲》用了三年

　　回顾《通纪》的撰写，夏春涛首先想到的是“提纲”：“我这一卷提纲的起草、酝酿和修改，前后用了将近3年的时间。《提纲》的讨论、修改与主持人撰写正文同步进行。”

　　用3年时间“打磨”提纲，目的是要最大限度集中全国清史专家的智慧，为《通纪》设计一个最佳框架。编委会组织专家分卷研讨提纲，并在完成分卷提纲的讨论修改基础上，于2007年10月在承德召开整个《通纪》提纲的研讨会，“把国内研究清史、近代史的比较权威的学者全都请来了，有一百位左右。”夏春涛诙谐地说：“会上，我们主持人是靶子，人家是万箭齐发射你的，对我们的提纲评头论足，什么样的观点都有。” 

　　《通纪》的提纲经过了多少次修改？夏春涛说，按照编委会的说法，是三年改了五稿，“但就我这一卷而言，提纲至少改了二十稿。

　　编委会同时组织全国专家深入研讨的，还有“康乾盛世”、“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等清史中所有的重要学术问题，以求在有着学术争议的问题上，取得尽可能多的共识。

　　3  平均每天写400来字

　　撰写《通纪》第六卷，夏春涛用了整整8年。2012年夏天，当他得知书稿通过了二审时，曾对身旁的朋友感慨：“耗尽心血，终于把它写出来了！自己身体没垮掉，还能活蹦乱跳的坐在这里，真让我感到万幸。”

　　当初接受《清史·通纪》项目时，夏春涛已调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从事当代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他慨叹，同时从事两个领域研究，写清史又不能耽误本职工作，只能见缝插针挤时间。即便集中时间写，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平均每天也就写400来字。问及个中原因，夏春涛颇有些嘘唏：这段历史怎么写，怎样做到详略得当，处理好并不容易。

　　第一个难点是太平天国的“主体性”处理问题。“考虑到作为一个与清政府对峙这么长时间的政权，修史应该给予应有的尊重；但如果太突出太平天国，又会冲淡清史的主题。因此，怎样处理太平天国的主体性，很费斟酌。最后，还是以清王朝的兴衰史为叙述主线，把太平天国等大的政治事件放在清史的框架内来写。”

　　其次是需要研读的资料多。夏春涛说，“太平天国最主要的一千多万字史料，我早已读过不止一遍，清史的其他档案资料我也看过不少。但撰写《通纪》，我又重新研读资料，包括《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资料》26册，1400万字；《清文宗实录》即咸丰皇帝的实录，356卷，还有前面的道光实录、后面的同治实录，都得看；《曾国藩全集》30多册1500万字，也是必看的。”

　　第三个难点不仅在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多，难免见仁见智，还在于“一方面太平天国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同时重复性研究多，仍有不少薄弱环节，包括一些史实至今还未搞明白。”比如，清王朝和太平天国交战那么多年，各场重要战事的双方兵力多寡和部署、伤亡情况、进军路线等，以往众说不一，夏春涛只好去查档案资料，“而且不能是清方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还得参阅各种档案和官私史书加以考订。”

　　“头绪多而篇幅有限”，是又一个难点。摆在夏春涛面前的是当时给清政府带来危机的太平天国、捻军、天地会武装、英法入侵等发生在同一个大的时间段、互有关联又独立成事的一个个“头绪”，以及与之相关的众多人物，还有清政府是如何对待、处理危机的。所有这些内容，他只能写35万字左右。他说，“罗尔纲先生写的《太平天国史纲》，近150万字；茅家琦先生编的《太平天国通史》，100多万字。”“光一个太平军北伐，张守常老师就写了30多万字，但在我这一卷里，只能写1万字。1万字要把太平军北伐的脉络线索过程讲清楚，还得写出历史的深度和厚度，还要有可读性。这对全卷重点的把握、内容的取舍，都带来很大困难。”

　　4  争议问题用脚注的方法交待

　　2012年9月，《清史·通纪》第六卷的“二审清稿”终于装订成了一本大16开、508页、每页上仍留着1/3空白的厚书。与以往史书不同的是，《通纪》的体裁采用了章节体，不再是纪传体。而且几乎每一页都有脚注，不仅标明引文、史实的出处，还将不同学术观点及史料记载上的歧异，一一作了介绍。

　　有清一代长达300年，清史研究不仅存在着不少众说纷纭的“疑案”，对其中许多史事、人物的评价，学术上的争议也一直存在。夏春涛说，编委会规定，对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仍然难以取得共识”的问题，在没有新材料的情况下，统一采取一种倾向性的说法，但需说明采择一说的依据和理由，同时将其他不同观点以脚注的方式简要介绍。对于一件事情有多种记载，或者学术界存有争议而尚无定论的，新发现的资料或研究成果足以推翻“旧说”的，都需要用精练、准确的脚注标清楚。包括未能考订清楚仍存疑的，也应在注释中交待。

　　但也不是大小事都去考异。编委会明确，有的疑案已被史家多方考证，迄今无果，就不要再去考证。如孝庄文皇后是否下嫁多尔衮，说法甚多，迄今尚无史料加以证明，可作存疑。顺治帝遗诏、雍正夺嫡，说法很多，没有史料可以证明，就都采用《清实录》的记载。

　　夏春涛在第六卷中脚注了许多“今之学者见解不一”的问题。如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日期，夏春涛认为起义不是在某一天发生的事，但不妨碍采用某一天（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作为纪念日，他同时注明了罗尔纲等学者研究得出的不同时间。又如太平天国时期人口的损失数，他写道：“由于……现已无法精确统计”，“只能根据方志等零星片段记载推算出一个相对接近的数据。”但在脚注中，他列举了研究者“得出的多个数据及各自的依据，以及当今一些学者对推算当时人口的见解”。国内学者对李秀成被俘后的《自述》及是否“乞降”、捻军“分军”地点的不同看法，1949年后史学界高度赞颂太平天国的缘由等，脚注中都有简要全面的介绍。

　　夏春涛坦言，自己用心尽力写了，但错讹不当之处仍在所难免，书稿虽通过了二审，自己并没有如释重负之感。

　　5  后期整合任务还很艰巨

　　记者获悉，目前，《通纪》的书稿已有四卷完成二审，五卷处于一审和二审之中。尽管《通纪》的撰写一直是在编委会的主持尤其是戴逸先生的具体指导下进行，但整部书稿毕竟成于多位主持人之手，虽经多次打磨，仍有部分内容尚须加工。

　　最后的整合工作也很艰巨。不仅各卷的文字风格差异要尽可能统一，其内容与《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也必须协调。

　　如闭关政策，《通纪》里要讲，《典志》的对外贸易志、商业志里也得讲；对外关系、民族关系、发展经济等诸多问题，《典志》里都有对应的“邦交志”、“民族志”，以及“农业”“手工业”、“商业”、“近代实业交通”乃至“漕运、盐政、钱法”志等等。又如人物，《传记》中每位皇帝朝收入100余人，另外还收入入关前及学术、艺术、工商、宗教、农民领袖、革命党人、遗民、外籍人士等共1680人，总计超过3000人。其中凡《通纪》提到的，其历史定位、事迹、评介，乃至字、号、籍贯、生卒年、家世等，都不能出现二者不一致的情况。

　　今年已87岁高龄的戴逸先生多次表示“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看到《通纪》的正式出版”。但对于这位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家及所有参与清史工程的学者来说，《清史》的质量高于一切，编委会不会因为着急完工而放弃精心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