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国路就在我家的右拐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这里方圆5分钟的步行路程就有三爿小菜场，而和小菜场结伴而生的路边小吃摊，总是上海滩的一大风貌。我就读的淮二小学是下午上四节课，我发现一位叫国良的同学在第四节课时总是不见了。有一天放学后，我在兴国路上看到他在帮人氽萝卜丝油墩子。一切都明白了。

　　奇怪的是班主任庄老师也不责备国良缺课，有一天，趁国良不在，他对全班同学说国良家庭有困难，希望大家能够捐献一点粮票给他。我把这事告诉了母亲，她说：我们自家也不宽裕，但是应该帮助困难的同学。当晚，我拿着母亲给的粮票和当时在外就餐时要用的“就餐券”兴冲冲地赶去国良的家。国良妈妈借着弄堂里昏暗的路灯，在水龙头下洗衣服，她用围布擦了擦手，接过粮票操着皖北口音连声说谢谢、谢谢，又朝里屋喊话：“国良，同学来了！”

　　我走进屋，一间20来个平方米的前客堂，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一盏25支光的吊灯就是全部的电气设备了，用白色道林纸裹了裹权作灯罩，棕绷放在两条板凳上，就算是床了，有一个床连棕绷也没有，就是两块“排门板”（当时商店打烊后要上“排门板”保护玻璃橱窗），上面一条没有被夹里的旧棉絮。国良在一张破旧的方桌上做写字课的作业，两个妹妹坐在方桌旁边，大一点的妹妹用一个啤酒瓶盖在“拆纱头”（当时穷苦人家在旧棉织品上拆下纱头，又叫“回丝”，卖给工厂一斤可得壹角伍分钱）。

　　国良爸爸一年前以所谓的“反革命”被遣送青海劳改，一家四口的生活全靠妈妈在龙华拉“塌车”（一种载货的平板车）的微薄收入来维持。在我们升六年级时，就是这样的苦日子也不让过了，国良全家被注销上海户口，遣返安徽农村。转眼到了八十年代初，政策开放，又是在兴国路小吃摊见到国良在卖烘山芋，再次见面，他显得老了，才30来岁，鬓脚处已有白发，烘山芋时的烟气把脸庞熏得黑黑的，他胡子没刮，戴着袖套，上衣被烤炉溅出的火星烧成一个一个的小洞……几天以后，我选了几件旧外套给国良送去，他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只是从前客堂搬到后门侧的汽车间了，他和老婆、三个孩子围在一台9英寸的飞跃牌黑白电视机前，倒也其乐融融。国良执意要请我吃晚饭，把我带到兴国路、泰安路口的一家饭店。

　　“我赚的钱肯定比你多，以后就不要给我送衣服了，”他压低嗓音告诉我：“在浦东买了套房子，但是不能让派出所知道的。”见我似乎没有完全听懂，他又说：“你知道的，我的户口还在袋袋里，还在跟他们搞呢。”（意思是要派出所允许户口报进。当时外地居民到上海长住要报“临时户口”，俗称“袋袋户口”。）国良买了房子，对于当时月工资41元的我来说，不啻是一个震惊，他那布满皱纹的脸，那被烫鳝鱼的热水泡得白花花的双手，在诉说着震惊背后的故事。我后悔送他旧衣服，怕伤了他的自尊心。不过，就在第二天，我看到国良穿着我的那件旧“的卡”中山装在烘山芋了。

　　去年六月，一位移居美国多年的老朋友回上海讲学。他和我谈起非常留恋兴国路的小吃摊，说当年上面放一个鲜虾的萝卜丝油墩子是跑遍世界也吃不到的美食。我想起了国良，他或许知道哪里还有卖这个的。我拨打国良的手机号码，停机了，我想他一定是换了号码还没有通知我，在兴国路上起早摸黑、含辛茹苦数十年之后，国良值得过一个安逸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