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3年刘香成（见右图）已经凭借《毛以后的中国》在国际摄影界占得一席之地。“1976年我回到中国，到广州，就迎面感受到那种变化，从不再紧绷的肩膀，从不再压抑的人际关系，那时候我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就开始了。”刘香成说他从事摄影40年，最注重的是人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那种最细碎最不易被察觉的变化，是我感兴趣的部分。”

　　前一次来上海，是几个月前，为了拍郭敬明。“我最初对他一点都不了解。”后来杂志社发来郭敬明的资料，让刘香成觉得“有点意思”。由于只有一天拍摄时间，又辗转多个场地，多少有点仓促，但刘香成还是跟记者分享了他印象里的郭敬明：“他动作很多，说话很快，其实跟千千万万从遥远的家乡走出来的孩子一样，他们到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非常渴望证明自己。”所以在那组照片里，刘香成用很大篇幅呈现了郭敬明克服焦灼后的冷静。

　　在印度，甘地夫人遇刺，种族纷争频仍；在斯里兰卡，宗教战争火焰熊熊；在阿富汗，到处都是苏制坦克、大炮；而在苏联，又亲眼见证了这个庞大国家机器的土崩瓦解。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摄影记者之一，刘香成却说，这些年来最重要的最宝贵的财富，是他有机会记录了1976年以来中国和中国人的改变。

　　“很多驻华记者，拍了一段时间就走了，但我拍了很多年。”于是，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春夏秋冬，骑着自行车拍，蹲在马路边拍。刘香成坦言自己的作品有构图技巧，有政治隐喻，有色彩对撞，但更多的是他对这个国家和生活在这里的人的爱。他说：“这次摄影展被命名为‘中国梦，三十年’，对我来说，‘中国梦’就是累积在照片里的，最普通的中国人每一分每一毫的努力和改变。”

　　本报记者 孙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