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国际饭店：让上海自豪了半个世纪的地标

　　1932年的6月18日，四行大厦开工建造，两年后，大厦落成于静安寺路170号。初时，大厦是用作公寓楼的，但这个时候，整个世界经济正被一战之后的最大一次经济危机所困扰，公寓的出租其实是被阻断了。于是，四行大佬们听从了邬达克的建议，再次追加投资，亦将公寓调整为大饭店，国际饭店便应运而生。当83.8米的国际饭店在1934年的上海天空下耸立时，我想，它表达的不仅是邬达克对艺术装饰主义的精心体会，更可以看作是他对路易·沙利文为代表的美国摩天楼文化的悉心把握。

　　尽管缺乏足够资料来证明邬达克与“芝加哥学派”的具体关系，但他定然牢牢地记住了此君的名言：形式随从功能，也定然非常清晰地明了被一把大火所毁了的芝加哥重建时的种种情景，这情景中理应包含着1904年路易·沙利文设计的芝加哥百货公司大楼，那是世界摩天大楼的雏形。可以这么说，没有邬达克与“芝加哥学派”在设计思想上的天然或后天的暗合，没有他内心洋溢的以“钢框架取代传统的石头砖墙，在形态上以现代主义美学思想代替复古主义美学思想”的时代精神，那么，国际饭店的诞生便是不可想象的，也是匪夷所思的。由此，1934年诞生的国际饭店，便成了这样一个建筑：它既是上海在20世纪30年代焕发而出的那份热情洋溢的文化，也是一个设计精灵对上海在垂直向度上渴望表达的欲望的一次宣泄！

　　甫一开业，国际饭店便成为上海上流社会的聚会场所，如同那个开张于上海开埠时期的礼查饭店，所不同的是，开埠期间的上海上流社会，几乎全是西人，而此刻，一个进入成熟期的上海，上流社会指证的就不再是西方人了，有权有势有名有利的华人占据了主角。

　　1935年，上海各界300余人在国际饭店的二楼为欢送梅兰芳出访苏联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茶话会，上海乃至中国的国宝之一的梅兰芳先生笑语盈盈地出现在了这个美妙的空间中。1936年2月，当美国著名的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携好莱坞明星来到上海后，胡蝶、梅兰芳等上海演艺界亦在国际饭店为其接风洗尘。 

　　在1949年之前，当南京国民政府还是这片土地理论上的主宰，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但有着同样知名度的男女，诸如宋美龄、张学良、司徒雷登、陈纳德等皆是国际饭店的常客，他们热衷于邬达克设计的这个空间，是因为这个空间可以匹配他们的地位身份，以及满足他们对格局气派的要求。

　　虽说名流们永远是一座城市精彩生活最炫目的象征，但更广大的市民才是城市生活的真实基石，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或许更加伟大。

　　以下的这个细节颇堪玩味。遥远的1947年的春天，那正是邬达克突然离开上海的一个年份，在上海之外200公里处的浙江绍兴钱清的码头上，白雾缭绕之际，匍匐在小船中央的少年王传德与兄长王传夫匆匆话别，随后，一路辗转来到对他来说十分陌生的上海。某日，在上海作坊师傅华耀金的带领下，少年王传德由勒非德路（今复兴中路）一路走到国际饭店前，师傅要让他见识一下上海最著名的“24层楼”。当少年王传德的视网膜上布满了国际饭店巨兽般的身影，他不由自主地仰首数起这幢摩天高楼的层数来，数的当儿，王传德将头越仰越高，以致最后竟使头上戴的那顶绍兴特有的毡帽掉落了下来，并在1947年8月的南京路上连连打滚。少年王传德对师傅华耀金脱口而出一句“实头有湿高大哉（绍兴土话，意思实在是高大啊）！”

　　几年后，当少年王传德已是青年王传德，并成为公私合营后的上海第三皮件厂的一名车间干部，每逢家乡大哥王传夫、三弟王传庆，老丈人施方奎，大小舅子施天秀、施炳兴等人前来上海时，他总忘不了将他们带到国际饭店前，随后走进大厅，在二楼的大理石楼道中，用手一遍遍地抚摸着细致紧密的墙壁。

　　79年后，上海毫无疑义地发生了变化，曾经一家独大的国际饭店的四周，早已林立起无以计数的超高层。尽管如此，建造于1934年、高达83.8米的国际饭店，曾经保持了“远东第一高度”达30年，曾经保持了“上海第一高度”达50年，仅此，邬达克的微笑便可以镌刻在上海的长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