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两个星期以后，我开始到科罗拉多州的华文周刊上班，其实在周刊工作和在餐馆打工并没有多大区别。有一天我推着一车新出版的刊物在中国城各个商店分发，迎面撞到利用课余时间在餐馆打工的陈钢。陈钢正推着一车垃圾从厨房后门出来，看到我有些尴尬。

　　我灵机一动说：“一车子杂志，一车子垃圾，价值是一样的。”陈钢想了想突然明白了，他大笑，我也笑了。当时科州规定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四美元，无论在周刊还是在餐馆都是每小时四美元，因此垃圾和杂志的价值就变成一样的了。至于在餐馆端盘子，那是另外一回事，这要看顾客出手是否大方了。

　　《科州华文周刊》编辑部设立在丹佛市，与我所居住波德小城之间还相隔了两个城市，当我拿到这个工作的时候，心里有些发毛，丈夫站在一边说：“你自己想清楚，每天上下班要倒换两辆汽车呢！”

　　我仿佛听到话里还有一句话：“你行吗？”

　　我看了看墙壁上那幅《自动售货机》里的女人，咬了咬牙回答：“我想清楚了。”

　　现在这幅《自动售货机》已经装入镜框挂到我的床头上了，镜框里原本是丈夫和留学生们的合影，被我压到油画的背后。我给画面上这个孤寂的女人起了一个名字叫Sharon，这一天一大早醒来，睁开眼睛就对着画里的Sharon说：“我要去上班了……”

　　Sharon没有回答，我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她那张涂满了厚厚一层白粉的面孔，在白粉底下的眉宇之间，我仿佛窥视到那里充满了恐惧。这恐惧，是来自对陌生的未来的无法探知。这就是我，怎样的未来将会在前面等待着我呢？我打了一个寒战。

　　儿子爬到我的身边说：“不要担心，隔壁的小珍阿姨让我回来就到她家里去，一歇歇爸爸就回来了，再一歇歇侬就回来了。”儿子说着，听上去不是我要安慰他，而是他在安慰我。

　　吃完早饭，我把儿子送到学校，看着他小小一个人背着一个大书包，一步一步地走进那个陌生的环境，我有些心痛。儿子转身看了看我，我很想跑过去抱一抱他，但是他向我挥了挥手，便走进教室去了。

　　儿子在我的视线当中消失了，我有些失落。身边的丈夫掏出四张一美元的钞票放在我面前说：“看清楚了吗？上车的时候往售票机里塞两张，然后让司机给你一张票根，凭着票根，你可以免费转乘丹佛的市内汽车。”

　　我拿过钞票，胡乱地放进口袋里，拎起午饭盒子就急匆匆地去赶长途汽车了。汽车站离开我的家不远，步行了十来分钟，看见前面有个玻璃亭子，里面还有一排干干净净的木头椅子。我刚刚想坐下来歇口气，一辆巨大的汽车就在我的前面停了下来。一个健壮的黑女人坐在司机座位上，笑容可掬地向我打招呼。我手忙脚乱地把两张钞票塞进售票机，不料，两张钞票塞进去了，那个黑女人仍旧伸出五根手指头。

　　我指了指售票机，表示我已经把车钱塞进去了，黑女人则比画地解释了一大番，最后抓过我的手，在我的手心里写下了一个“2.50”。我明白了，车票涨价了。我想到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美元了，那是我的回程车费，现在我该怎么办？黑女人看明白了我的窘迫，她宽容地向我摆了摆手，先是示意我可以上车，然后又从她自己的钱包里掏出了两个二十五分的硬币，让我放进口袋里，这是添给我回程时候用的。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只是一个劲儿地说：“谢谢！”

　　汽车开始上路了，我把自己安置在第一排的座位上，前面就是一块硕大的玻璃，玻璃底下一辆辆小汽车在奔驰，这使我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一时间，落基山的风景尽收眼底。车厢里没有几个乘客，和上海拥挤到了像沙丁鱼罐头一般的公共汽车有着天壤之别。大家友好地向我点头打招呼，使我感到很安逸，我有些开心起来，我想这就是我在美国迈出去的第一步。

　　长途汽车停在丹佛的市中心，街道很宽，行人不多，每一个人都好像很愉快，我在街角找到了我要倒换的车辆，我在心里默默记住了这条街名：17街。

　　上了市内汽车以后，我便开始数站头，在我数到第十三个站头的时候，华文周刊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