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长假结束，我回到大学课堂，又开始对座中学生滔滔不绝。教学楼内走廊里留学生谈笑喧闹，楼外助动车防盗警报此起彼伏，我时不时要停下，喘口气，再与这两股噪声一争高下。下课铃响那一刻，神困力乏，心中浮现出四个大字：“世界一流”。

　　就在国庆节前夕，本市某大学提出将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这当然是值得欢欣鼓舞的。但网上一搜，原来该大学虽名动海内，却不是首家提出要“世界一流”的。颇有几所外省的二线大学，前些年就在嚷嚷着要跻身哈佛、耶鲁之侧了。这就不禁让我怀疑，现在是不是在高校之中，刮起了一阵超英赶美的跃进风？

　　由于工作的关系，这些年跑过一些地方，见识过几所大学，带我参观的同志常常自豪地说起：“这是目前全亚洲最高的教学楼”、“咱这食堂同时能容纳三千人就餐，全世界都排得上号”等等。望着他们一脸的骄傲，反倒让我忆起牛津、剑桥的低矮与冷清。堂庑特大，于大学是最显眼的，但是不是最重要的呢？每当站在陆家嘴插云的高楼上，远眺某栋顶部据说寓意着“升官发财”的大学建筑，我都会想起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那句广为引用的名言：“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对大学扩建风颇多非议者，嘴上总不离这句。我曾经也完全认同，但具体结合当下中国发展的历史语境，要求大学为政者“低调有内涵”、“简约国际范”，在犹未蓬勃兴盛之前，就罔顾排名，养晦韬光，弃显绩而练内功，恐怕是不太现实的。那就干脆把楼造踏实吧。可我碰巧看到的，却常常是投入使用没几年，这里渗水，那里开裂，极端者竟成危楼，甚至还有用合成塑料偷换大理石，伪装罗马式大立柱的，供于大堂之内，美其名曰“立志柱”，令吾侪观者抚之摩之，啼笑不得。

　　大楼要造，要造好，但同时也注重出大师，出真大师，倒不失为一良策。但“大师”这种东西，最大的麻烦，大概就是不可批量化、按部就班地生产吧。教育主管部门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培养优质科研人员的效率委实不能算高，于是别出心裁，大搞引进。海归回来就各种土豪级的配套，房啊，车啊，职称啊，工资啊，什么都高人一等。于是，土鳖们所受的冷遇，变相确认了我们的大学其实是默默认输了：自家的产品，比不过人家。此等形势下，对师资的成长还不断苛以条条框框，从以往各显神通的“人”治变为现在铁面无情的“数”治。权威、核心、SCI、国家自科社科，复与校内外待遇勾连挂靠，俨然构筑起了一座新八股的贡院。试问，如此这般又如何出得了精神自由、意志独立的学术大师呢？没事，接着引进呗。可惜，重赏之下，却未必都是勇夫。有媒体报道称，留学人员回流率虽然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但受多种障碍的制约，高层次回流率仍处较低水平，甚至有的拟引进人才因为引进城市雾霾频发而选择留在美国……

　　如此看来，以“七年之庠”，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是否有几分操之过急的冒进之嫌呢？当然，“一流”二字本无官方界定，前十、前百、前一千，任君取择。只是希望莫做成夜郎自大之梦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