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喜欢旅行。他曾两次去马来亚等地区，生活了10个月，写下了一本脍炙人口、充满浓郁的东南亚风情的短篇小说集《木麻黄树》。其实，在他第一次去马来亚等地之前，即1919年到1920年冬季，45岁的毛姆来到中国，溯长江而上1500英里，《在中国屏风上》就是他此行的产物，58篇或长或短、原本可以写成小说的“素材”，连缀成“一组中国之行的叙事”。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屏风上》很少雕饰，保持了最初写作时的鲜活与质感。 

　　在毛姆的眼中，中国是一个文化历史悠久、古老神秘的国度，同时又是一个愚昧专制落后的所在。他赞美长城的“巨大、雄伟、令人敬畏”，“静静地耸立在薄雾之中”；赞叹最贫穷的村庄里农家简朴的门上那可爱的雕刻，窗户的花格所构成的复杂而优美的图案，还为一个法国医生收集到的古希腊风格的武士塑像兴奋不已，因为这让他推想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军团远征印度时，可能沿着雪山进入了中国西藏，从而留下了两种文明交汇的遗物。中国普通民众的吃苦耐劳也让他印象深刻。长江上纤夫们拉船时喊出的高昂有力的号子令他震撼，他不由得称赞这江中号子中表达的“人类战胜无情的自然力量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也对赤脚裸身、汗流浃背的纤夫们那痛苦的呻吟中传递的“人性最沉痛的啜泣”，寄予了真切的同情。至于山坡上丢弃婴儿的小塔，抨击人心不古、礼崩乐坏，雅好古玩却又虚伪贪婪、聚敛财富的“内阁部长”，精通多国外语、学贯中西、高谈阔论，同时沉湎于花街柳巷的哲学家，则为上世纪20年代战乱贫困的中国留下了一幅幅光怪陆离但真实度颇高的剪影。 

　　毛姆的中国之行时间并不长，这决定了他难以深入地接触中国人，对中国人生活的了解十分有限；况且他的读者对象是英国人，因此，他的笔触更多地落到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英国人身上。那位在辛亥革命期间去交涉侨民安全事务的传教士，在去衙门的路上奋不顾身地救下了被行刑队押往刑场即将枪决的三位战俘，显示了他的勇气和人道思想。住在临江的一幢漂亮房子里的海关专员范宁，对待他的中国下属盛气凌人、粗暴严厉，但她的夫人却热情好客、善解人意；而把他们与万里之外的家乡联系起来的纽带，则是留声机中播放的伦敦音乐喜剧的最新歌曲，他们的思乡之情也在那音乐声中得到了宽解和慰藉。 

　　由于对自己的英国同胞更加熟悉，毛姆在描写他们的中国生活时不全是欣赏，更多的是以冷峻的幽默、犀利的文笔，对他们人性中的虚伪、贪婪和自私毫不留情地进行嘲讽。那位被妻子称赞为“听不得一个字说中国人不好”的传教士温格罗夫先生，当看见一个中国女子进来时，脸上却露出了极为厌恶的表情，作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感官所喜爱的，他的灵魂就厌恶。”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亨德森，刚到上海时拒绝坐黄包车，因为这有违他关于个人尊严的思想，但很快他便原形毕露，声称不必关心中国人，“我们在这儿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们。我们是统治的民族”；他刚才还在大谈特谈罗素的新著《自由之路》，却因为车夫错过拐弯口而破口大骂，狠狠地踢了车夫一脚。那位貌似威严、看重荣誉的斯特韦尔德先生，每当他年轻的太太找了个新情人，就会要求岳父母给他一大笔钱作为补偿；毛姆调侃他“已然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但在他妻子达到守教规的年龄之前，他无疑会成为一个富翁”。 

　　《在中国屏风上》展现了中国的风土人情，也勾勒了英国人在中国的生活。然而，屏风有一种遮蔽、隔断的功能，它“隔”在毛姆与现实的中国之间，难免使他雾中看花，以表为里，产生误读和错判。在他的笔下，中国的鸦片馆干净明亮、舒适温馨，“它令我想起柏林那些我最喜欢的小酒馆，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常在那里享受安逸的时光”。荼毒人的灵魂的阴暗处简直成了人间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