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抢救工作的曲折艰辛

　　在此不妨让我们从郑振铎为公家购得《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一书的经过，来了解一下郑振铎践行这一抢救工作的曲折艰辛之一斑。因手头拮据，囊中羞涩，郑振铎最后是用公家的钱为公家购下这部《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以下简称《杂剧》）的。这部《杂剧》是明代赵琦美抄校本，其重要性不下于孤本的被发现。郑振铎在完成于1940年10月17日的《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一文中写道，根据他的研究，他相信应该有存世的珍贵元明古今杂剧尚未被发现。后来他看到北平图书馆月刊上丁芝孙的一篇跋文，果然从中发现相关线索，郑说当时“我惊喜得发狂！我的信念被证明是确切不移的了！这些剧本果然尚在人间！我发狂似的追逐于这些剧本之后”。郑振铎好不容易打听到与此书相涉的丁氏、赵氏的联系方式，不料丁氏却已作古，赵氏也在“八一三”战火中罹难。丁、赵家人也不知此书究竟。就在郑振铎大感失望之际，他无意中从来青阁书庄杨寿祺先生那里获悉，有人在苏州发现有这些剧本，持有者分别为唐姓、孙姓二人。郑立刻联系杨，请他代为购置。据杨寿祺当时反馈的估价，在唐、孙二人那里各花上1500元一共3000元，即可购全整部书。之后的经过，郑振铎后来这样写道：“隔了几天，杨君告诉我说，这部书凡订三十余册，首半部为唐某所得，后半部为孙伯渊所得，都可以由他设法得到。我再三地重托他。我喜欢得几夜不能好好的睡眠。这恐怕是近百年来关于古剧的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发现罢。”

　　《杂剧》一书有了眉目，接下来就是钱的问题。为此，郑振铎联系了北平图书馆，后者也欣然表示乐意购置。不料购书款刚有了着落，事情却陡起变化：杨君告诉郑振铎，唐君的半部《杂剧》已谈得差不多时，却被孙伯渊捷足先登购下。现在全本《杂剧》已都在孙手中，孙持此书“待价而沽”，表示“非万金不谈”。郑振铎听后说：“我觉得即万金也还不算贵。这些东西如何能够以金钱的价值来估计呢！”话是这么说，可是一万元对北平图书馆来说也不是小数目，他们只能无奈表示：“书价如此之昂，只好望洋兴叹矣。”

　　这一来却急坏了郑振铎，“我一面托人向孙君继续商谈，一面打电报到教育部去”。最后终于得到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支持，同意购置。最后郑振铎亲自和孙伯渊谈妥以9000元成交。不过让郑振铎抓狂的是，陈立夫同意拨给的款项一时无法到账，暂时必须由郑振铎设法垫付，“而孙君却非在十几天以内交割不可”。郑只得先答应孙。之后他往教育部“打了好几个电报去。款的汇来，还是遥遥无期。离约定的日子只有两三天了！我焦急得有三夜不曾好好地睡得安稳”。最后还是向人告贷才缓解了此燃眉之急，从而将《杂剧》珍本书完整地购下。郑振铎事后自况：“当时，取到书的时候，简直比攻下了一座名城，得到了一个国家还要得意！”这也难怪，《杂剧》里有242本杂剧，其中有一半是湮没几百年的孤本。元代人所写就有29种。很多还是稿本、抄本，没有刻印过。郑振铎在《劫中得书记》中写道，这部多年来已被众多藏书家普遍认为佚亡的书的突然发现，“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了许多本的名著，不仅在戏剧史上是一个奇迹，一个极重要的消息，一个变更了研究传统观念的起点，而且在中国历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上也是一个最可惊人的整批资料的加入。这发现，在近五十年来，其重要，恐怕是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汉简的发现”。

　　还值得一提的是，《杂剧》的出现比莎士比亚的剧本还要早300多年。现代作家叶灵凤在《版画图籍的搜集功臣——悼郑振铎先生》一文中写道：“抗战期间，他（郑振铎）仍留在沦陷了的上海工作，隐名改姓，进行抢购流落到市上的公私藏书，他在这几年的工作当中收获极大，为国家保存了不少文化财宝，尤其是发现脉望馆旧藏的元明杂剧二百多种，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盛事，因为这一批经过名家抄校的元明戏剧，许多年以来久已被藏书家认为已经佚亡，现在竟由于他的努力，又被发现而且归之国家了。”而可以印证我在本文前篇即提及的郑振铎爱书“境界”的，是他所说的下面这番话：“这‘书’（指《杂剧》。引者注）是‘得其所’了，‘国宝’终于成为国家所有。我的心愿已偿。更高兴的是，完成这大愿的时间乃在民族的大战争的进行中。我民族的蕴蓄的力量是无穷的，即在被侵略的破坏过程中，对于文化的保存和建设还是无限的关心。这不是没有重大的意义！这书的被保存便是一个例。”实事求是地说，在战争时期的上海搜集、收购中国珍贵古籍文献，以郑振铎的能力，一般人还真难与他竞争。

　　当然也有例外，而且这种例外还让郑振铎感到格外焦虑。因为此时和他在上海“竞争”搜集、收购中国珍贵古籍文献的，不只是那些书商和藏书家，还有一些居心叵测的日本人、美国人，以及汉奸。其中有日本人还想方设法让郑振铎在这方面为他们“工作”。郑振铎妻子高君箴在《“孤岛”时期的郑振铎》一文中提到，曾有一个落水的“朋友”上门，替主管文化工作的日本特务清水做说客，说清水非常“敬佩”郑振铎，还送上一张大额支票，当即被郑振铎赶了出去，支票也被他当场撕碎。当时为家人安全计，郑振铎独自在外租屋住。高君箴回忆有一次她去看望租住在外的丈夫，郑振铎兴奋地指着屋里一堆书告诉她，“这一堆（书）是从纸商的熔炉边抢救出来的；而那几部（书），如不赶紧买，就有被投机者盗卖到域外去的危险……”还有一次，当留着长发，身穿青布长衫的郑振铎正在中国书店翻找书籍时，恰遇一个自称清水的日本特务在向伙计打听郑振铎最近是不是来过。认识郑的伙计们当即回答，郑先生好久没来了。这件事也为现代著名作家师陀所证实。师陀在《怀念“老郑”》一文中写道：

　　日本人是知道他（郑振铎）在上海的，也深知他爱逛旧书店。有一天他正站在旧书店里看书，一个日本人从外面闯进来，假装买书，问店里的伙计郑振铎是不是经常来。上海所有的旧书店，上自老板下至伙计，当然全认识这位老顾主。那伙计大约估计到赖是不行的，为着掩护这位老顾主，却回答说：“他长远不来了。”本人又问他住的地方。伙计又回答说：“我们也不知道。”一般卖线装古书的旧书店，店面只有一间，而且是老式房子狭窄得很。“老郑”就站旁边。他极镇静，直到那个日本人问不出所以，带着失望的神情悻悻然而去，自己才若无其事地走开。

　　自上海陷入日寇魔掌后，郑振铎也在暨南大学结束了他的“最后一课”。之后他就留在上海这个危险的敌占区，在日、美各色人等抢购我国地方志和善本古籍之际，虎口夺书，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抢救珍贵古籍文献之中。他的心愿就是“书籍存亡，同于云烟聚散。唯祝其能楚弓楚得耳”。唐弢说：“上海沦陷以后，日本人千方百计，掠取我国珍本古籍，席卷以去，西谛（郑振铎）痛惜这些书籍将流散域外，运用上层爱国人士的经济力量，高价吸引书贾，取得了优先选购权，这方面的争夺战是非常激烈的。”

　　郑振铎曾不无感慨地说道：“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杞人忧天，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郑振铎研究专家陈福康曾在一次演讲中说到，保存下来的郑振铎1940年1月5日日记记载，那天郑振铎得到消息，敌伪要绑架他，因为他的名声较大。他在敌人的机关当中，像法院、巡捕房这些地方，有一些朋友，就得到了消息，于是躲到外面。他那天在外面躲的时候遇到同事周予同，他同周说，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但是却有一团浩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