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给他们施行了“暴晒”

　　“揍他，狠狠地揍他。”日本士兵叽里呱啦的一顿乱叫，上前一阵拳打脚踢，又将这个战俘的头发揪起，按住他的脑袋用水龙头猛冲，直到他昏死过去，才一脚踢开。有一次，战俘们趴在河边喝又脏又臭的河水时，日本兵不耐烦朝他们开枪了。子弹响后，几十个人全都倒在河里，再也爬不起来。这其中就有温赖特第一军的副参谋长尤登勃格中校。

　　行军继续。艾伦想出一个办法，行进到水井或者水牛打滚坑的水的时候，他箭一般地飞跑出去，搞到一点水以后，趁着还没有人拥挤上来，迅速离开。要不然，太多人集聚到井边的时候，日本兵就会向他们开枪。

　　日本兵不断催促战俘们快走，然而，这些精疲力竭的官兵似乎举步维艰了，队伍变得七零八落。日本兵用枪托打，用刺刀挑也无济于事，不断有人掉队，不断有人倒在尘土里。有的日本士兵发现用枪托也赶不起来的这些人，干脆举起刺刀捅下去，结束了他们的性命。

　　即使这样，河根将军押送战俘的计划也难以按期实施。执行第一阶段任务的高津大佐向河根汇报，由于战俘大大超过原计划的人数，再加上饥饿、疾病的折磨，这批战俘根本无法如期送往巴兰加。最麻烦的是，如此之多的战俘，就连食物和饮水都一时无法解决。

　　河根很恼火，催促高津加快行动。高津也如法炮制，把恼火发泄在押解士兵的头上。这样一来战俘们就更加倒霉了。

　　“我的身体像被搅碎的葡萄，眼睛充血，好像可以燃烧的稻草。”

　　“慢吞吞、机械地挪动着，目光呆滞地笔直向前，只听见我们脚下的卵石嘎吱嘎吱地响，生病的人不断地在咳嗽。”艾伦回忆说。

　　第三天，艾伦遇到自己的两个朋友，他们都来自于他的部队，在美国时就是好朋友。一位叫亚历山大，患上了疟疾，身体非常虚弱。另一个朋友汤姆森·雷伊一直搀扶着他。

　　艾伦在汤姆森的背包里发现了绿洲。原来汤姆森还有一些饼干和糖。

　　艾伦问他：“雷伊，你的饼干和糖我们能不能吃一点？”雷伊坚决地说：“不，伙计，我要把它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再用。”艾伦一脸悲伤地说：“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时候会比现在困难。”

　　刚走了不到两英里，日军给他们施行了“暴晒”。这是日军非常残酷的刑罚之一。

　　菲律宾4月份的午间温度近四十摄氏度，高温使得人体内的水分迅速蒸发，暴晒对于缺水已久的战俘们来说，只会加速死亡的步伐。强烈的紫外线灼伤了人的皮肤，长时间反复地暴晒令许多战俘患上了皮肤癌，以至于战后他们还要忍受暴晒带给他们的摧残和煎熬。“这就是暴晒的后果。”艾伦指着他脸上和手臂上的斑斑点点说。艾伦因为战俘的经历，影响了身体的健康状况，从而不得不从学校提前退休。罗伯特·罗森达尔在1975年下嘴唇得了皮肤癌。

　　许多患病的战俘倒在地上再也没能站起来。伯尼·史密斯，再也坚持不住了，他将步兄弟的后尘。他虚弱地对萨德勒说：“萨德勒，我要去见上帝了。”“上帝，求求你不要这样对我。”史密斯家的三个男人已经死了两个，而且都是自己亲手送走了他们，眼前发生的一切，使得萨德勒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

　　萨德勒要为伯尼举行一个仪式，但被日本兵狠狠地毒打了一顿。萨德勒只有亲手为他挖掘坟墓。“上帝保佑你，我的兄弟。”艾伦也失去了自己的一位战友，他只能把尸体埋进坑里，没有墓碑、没有名字。他自己在心里默默祈祷：“上帝保佑你的灵魂进入天堂，阿门！”

　　艾伦看到在路旁的另一端，日本人在强迫两个菲律宾士兵活埋一个美军上尉。这个上尉被扔进沟里，从昏迷中醒过来，伸出双手拼命扒住沟沿，企图爬到公路上。日本人用铁锹砸他的手，使他又滑进沟里，两个菲律宾士兵因拒绝往上尉身上埋土，当场被日本人捅死一个。另一个人保全了性命，却也必须痛苦而麻木地铲土活埋上尉。

　　行军第五天，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这对五天来差不多没有分到食物和饮水的战俘们来说，是天大的喜悦，是上帝的眷顾。

　　大雨使战俘们得到暂时的解脱，日本人忙着找地方避雨，放松了对战俘的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