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时年28岁已为人夫、为人父的梁启超，与在异国长大的华商女儿何蕙珍在檀香山一见钟情。其时正被清政府悬赏通缉的梁启超，为奔走政事及筹款事，拟从逃亡地日本横滨乘船赴美。不意船抵檀香山，因时疫流行，各港口禁止船只出入，梁启超被迫滞留檀香山数月。梁名声在外，何蕙珍之父是当地名绅，遂设家宴迎接梁启超，并请士绅名媛十数人作陪。席间担任梁翻译的就是年方二十的何蕙珍。梁启超后来写道，“余初见蕙珍，见其粗头乱服如村姑，心忽略之；及其入座传语，乃大惊，其目光炯炯，绝一好女子也。”席终临散，蕙珍落落大方与梁握手道别，并表白道：“我万分敬爱梁先生，虽然，可惜仅敬爱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以小像，即遂心愿。”

　　对这大胆的示意，梁毫无心理准备，当时只有“唯唯而已，不知所对”。而发生在宴席上的另一件事，更令梁对蕙珍刮目相看。原来梁初到檀香山时，当地有西文报纸，受清政府驻檀香山领事授意，刊文诬蔑、诽谤梁。梁因不通西文，无法回击。不料不日获悉，有人在西文报纸上撰文予以辩驳，梁既惊且喜。因作者没有留名，大家都不知作者。谁知就在宴席间，蕙珍向梁出示了那些发表在当地西文报纸上替他辩驳的文章手稿。梁大为惊讶，原来他要找的作者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别后梁想着蕙珍，不由真情流露：“余益感服之。虽近年以来，风云气多，儿女情少，然见其事、闻其言，觉得心中时时刻刻有此人，不知何故也。”此时梁已对蕙珍心生情愫。不一日，梁即把自己的一张小照送予蕙珍。蕙珍也回赠梁两把折扇。

　　一日檀香山有老外宴请梁，翻译仍是蕙珍。席间蕙珍告诉梁，她打算去美洲读大学，日后“学成归国办事。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莫忘我，但有创办女学堂之事，以一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惟有先生”。听罢此话，梁承认，“余归寓后，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于不能自持。明知待人家闺秀，不应起如是念头，然不能制也”。此时梁自述觉得心里就像有头小鹿在撞，并说这是他活到28岁，从未有过的“可笑之事”。

　　关于梁启超此番只是在思想并没有在行动上出轨的事，是他主动写信向在国内的妻子李蕙仙“坦白交代”的。似乎意识到自己不应和蕙珍的感情有进一步发展，梁后来确实知行合一，及时止住此次思想“出轨”。本来梁将这段感情秘藏心里可矣，大可不必向妻子和盘托出。或许他这样做自有其用意，比如让妻子知道此事，于他也是一个约束和警戒。当然，或有其他用意也未可知。之后梁又致信妻子，说此事无论如何不可让他父亲知道，否则“卿（蕙仙）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又表示，“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梁在给妻子的回信中，还不忘陈明自己肩负的责任，及希望妻子对他宽宥。最后梁以一句“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作结。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尤其男女感情之事，常见的多为“发乎情”，而能理性地做到“止乎礼义”者则不多。就此而言，梁启超对此事的最后处理，抑或可“为人师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