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的时候家里没有订阅《少年文艺》。那是一本异常好的文学刊物，现在仍旧异常好！所以我不明白我的很有文学喜爱和修养的父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疏忽？他们的书架上有相当不少的文学名著，他们也是时常捧着文学的书籍阅读，可是他们却疏忽了专门为我订阅一本异常好的儿童的文学杂志。

　　但是暑假的这一天的上午我的手里捧着这一本异常好的杂志。我忘记是哪个小孩借给我的了。我躺在席子上阅读，席子铺在一楼朝北的走道里，走道的外面是小花园，是不高的围墙，我躺在那儿可以看见高高的天空。 

　　我在读《在团旗下》。那是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小孩的故事，那时我的家庭出身也不好。“家庭出身不好”是某一种年代的说法，它无比可笑，可是那时谁都对它很认真，谁都会信以为真，没有办法，因为它是那种年代！我其实很感谢那种年代的某些荒唐说法和做法，让我这样的小孩可以活得小心翼翼、很有规矩。我也很感激《在团旗下》这样的小说、故事、文学，它们是那么智慧、温和、善良地关怀着一大批小心翼翼的孩子，能够争取在那个年代受到欢迎好好长大，获得尊严和快乐，生活得阳光灿烂。我躺在暑假的席子上读着这个小说、故事、文学的时候，满心里都是感动，而且也懵懂地对写出这样的很庄重的故事的人充满崇拜，那的确是崇拜，虽然那时我还不知道小说究竟是什么，文学有多少用处，我能确定的只是：它是一个故事，它登在了不起的《少年文艺》上，所以写这个故事的人也了不起。

　　过了很久，我也成为能够写作小说和故事的人了。后来也认识了任大霖。后来我才对拢，原来我小时候读过的那个温暖地鼓舞过我的小说是他写的。这个著名的作家，他还写过别的被许多人一致说好的小说，那些小说是他一生成功的标志，也是中国儿童文学里的大成绩、红旗帜，可是他写的不很重要的《在团旗下》对我很重要，因为它是我儿童时代的一个重要的“记得”，它是我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文学是可以这样被赋予了神采和感情地记住的，文学里可以有一个人的日月和席子与天空。

　　任大霖去世多年了。他不会知道我正在为他的书写前言。他也不知道我小时候读过他写的《在团旗下》。但是他非常知道文学对于儿童、对于人有旗帜的意义。他们那一代作家，是把文学当成庄重旗子，当成生命田野的美丽风光的。他们写得再轻健、风趣，也还是关切人活着的意义，惦记世界的美好。他们为儿童写作的时候充满纯粹的心意，掂量字句，揣摩思想，生怕夜晚蟋蟀的声音里会有阴暗的光影，任大霖写过《蟋蟀》。他们是特别负责的，所以他们也许今天早已不在，或者今天已经完全垂老，但是他们的文学必须还应当被今天阅读，他们理所应当有阅读的销量。

　　今天，哪个作家愿意进校园在自己的书上签上名字，就阅读哪个作家的书，这实在太肤浅太做作太没有文学本身的诗意气象了！我们不能为儿童安排如此狭小的阅读，我们应该渐渐废去阅读等于作家进校园这样的单调算式。人类最健康的阅读一定是包括了无数昨日经典的书目和篇目的，中国现在的儿童文学阅读也一定应该包括张天翼、严文井、任大霖（此处省略很多别的优秀名字）。他们仍旧是旗帜，我们应当喜好在经典的旗帜下。

　　亲爱的大霖先生，这是我在你的贵重的书前写下的故事和心情。我没有能力让更多的人懂得敬重你留下的文学，我的能力只是写一点这样的真实、微薄的心意。很多年前，我想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我小心翼翼地走进你在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里的办公室，我不好意思地说：“大霖先生，你可以当我的介绍人吗？”你说：“好啊！”你就坐下写下了对我的评价，签上了你的名字。

　　你的办公室的那幢二层楼已经不在。登你的《在团旗下》的《少年文艺》的精致小楼也已经不在。不过《少年文艺》还是在继续出版，了不起地艰难地存在着，上面的故事依然异常好。我总是在一切的机会中对父母们说：“为孩子订一本《少年文艺》吧！”可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了我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少年文艺》其实也是一面旗帜，它的飘扬是多么漂亮！

　　我在文学的路上是一直跟着旗帜走的，所以，大霖先生，我参加作家协会，一点儿也没有辜负你！我对得起表格上你签下的名字。

　　我缓缓地写下这些字，因为我想对得起自己的记忆和情感。而现在，又是夏天的暑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