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库赞街很短，也许不到两百米。可是我来回走了好几趟，还是没找到克鲁尼旅馆。那家三学院旅馆倒是醒目，就在与索邦对街的路口。马尔克斯在巴黎的时候，曾在三学院旅馆住过。可目前它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克鲁尼旅馆。

　　终于找到了，原来就在三学院旅馆旁边！可是它实在太小了，小得根本不像旅馆，而像一家小铺，以致我贴着它的橱窗，都走过好几回了，愣是没有发现它。

　　橱窗边上的墙上倒是有块牌子，兰波之友协会挂的，写着兰波在这儿住过，还说“此刻我有一间漂亮的房间”。看来兰波很喜欢这家旅馆，据说还在这里写了那首著名的《最高塔之歌》（Chanson de la plus haute tour），后来收入《地狱一季》（Une saison en enfer），然后就跟魏尔伦私奔去了伦敦。

　　叮咚一声，我推门进去。前台坐着一个胖“卖靴”（先生），见了我就打招呼。我也打过招呼，便直奔主题：“请问兰波住的是几号房间？”

　　“兰波？几时入住的？”他以为我打听某位客人。

　　“大约一百四十五年前，1872年6月入住的。”那是兰波第三次离家出走，没钱买火车票，从香槟区的乡下，一路走来巴黎的。一个十七八岁的问题少年，同性恋者，小帅哥，乡巴佬，后来大家却赞他是天才诗人，他自己则认定是个几乎成功的商人。

　　胖“卖靴”愣了愣，回过神来，笑着指指外面：“原来是墙上那位啊！他住过六楼的房间。”

　　原来他住的是顶楼的房间（法国的六楼是屋顶，有“老虎天窗”的，相当于我们的七楼，以下类推），难怪他要写《最高塔之歌》了。“来吧，快来吧/那钟情的时刻……”即使在今天的巴黎，除了拉德芳斯的高层建筑，蒙马特的那个小山丘，一般建筑还是六楼最高。何况他又是从乡下来的，也许第一次住得那么高。想想介乎他跟我们之间的张爱玲，也就住在爱林登公寓（今常德公寓）的六楼，就自以为“高处不胜寒”，发嗲说“感到毛骨悚然”了。

　　“那我可不可以预订两晚，一周以后，就订兰波住过的房间？”

　　“让我看看，”胖“卖靴”很高兴有了生意，便殷勤地查电脑。“正好有空，没问题！”

　　“我是要订兰波住过的房间。”我不放心，又加了一句。

　　“我已经在电脑上注明了，没问题！”胖“卖靴”有点不悦了。

　　……

　　一周后，我从南法旅行回来，便投奔克鲁尼旅馆。前台这次是个瘦“卖靴”，确认了我的预订，给了我房间钥匙。

　　我一看钥匙上的房间号，就愣住了：“怎么变成了一楼的房间？” 

　　“你来晚了，六楼的那间有客人了。”

　　“可是我说好要六楼那间的呀？你们电脑上不是都注明了吗？”

　　“是注明了。可现在房间没空，我们也没有办法。不过也许，我们明天可以把你换上去，你看行吗？”

　　也只能这样了。反正我已经住进了兰波住过的旅馆，离他住过的房间只隔了五层，况且明天就能够换上去了。我这么安慰着自己，便像阿Q一样释然了。

　　第二天我去高师开讲座，讲“风景的变迁”。讲完回到旅馆，前台又是那个胖“卖靴”了，一见面就客气地打招呼：“我们已经把你的房间换上去了，行李也已经帮你拿上去了。”然后给了我另一把房间钥匙。

　　我一看钥匙上的房间号，又愣住了：“怎么变成了五楼的房间？”

　　“对不起呀，六楼的房间还是没空。不过，这间五楼的房间是面街的，看得见对面索邦的屋顶，风景好得很哎！”

　　“与兰波看到的风景是一样的！”他又很有把握地补了一句。

　　我无奈地住进了五楼的房间。推开窗子，街对面就是索邦的屋顶，似乎触手可及；连不远处先贤祠的穹顶，也变成了索邦的一部分。我想，夜深人静的时候，也许听得见卢梭和伏尔泰的吵架声，或者雨果、大仲马、左拉的呼噜声。沿街往前不远，勒高夫街拐角处那栋建筑的六楼，就是萨特出生和度过童年的地方……胖“卖靴”说的没错，风景果然好得很，或许与兰波看到的也一样。

　　然而，这毕竟不是兰波住过的房间，离他住过的房间还隔了一层，我本来是要住他住过的房间的。

　　但又有什么法子呢？我明天就要出发去布拉格，没空再等那个房间空出来。而且谁又知道呢，也许即使我再等下去，也还是住不进兰波住过的房间；就像布拉格的那座大城堡，卡夫卡的K永远进不去一样。

　　况且话说回来，除了兰波本人，谁又能轻易地住进他住过的房间呢？

　　我这么想着，又像阿Q一样释然了，于是继续去看索邦的屋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