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所有的“死亡课”中，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的《死亡哲学》可能是最有名的一个。他的课程录像被放在网络公开课上，获得了数亿次的点击量。

　　“我本来从没想过要开一门关于死亡的课程，但是我发现，我们能够公开讨论死亡的地方，居然只有教堂和医院。”卡根说，“这太荒谬了！渐渐地，我们对于死亡的理解变得同质化，它变得只跟上帝有关，只跟医学技术有关。这让我很不满意。”

　　于是，卡根开设了这门叫做《死亡哲学》的公共选修课。他盘着腿坐在讲桌上，摊着手说：“你不要跟我讨论社会学角度下感人的死亡故事，也别跟我说美国的殡葬业有多暴利。反驳我的时候，不要说‘因为上帝是这么说的’或者‘神是这样安排的’。在这间教室里，我们只讨论死亡的哲学话题，用哲学的方式。”

　　2北京大学医学部王一方虽然也想跟卡根一样，开一门独立的“生命哲学”课，但现在的王一方，身份其实是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授。热衷研究生死话题的他，只能在每次上课“偷偷运点私货”。

　　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上，他讲的马克思不是那个“恨不得天天指点江山的高大伟人”。“马克思是个病人，你知道吗？”王一方说，“他不仅是个病人，还是个病人家属。”

　　这个做医学叙事学分析的老师翻出来马克思的私人书信，有理有据地分析着：马克思的一生都在跟死亡打交道，今天妻子生病了，明天女儿去世了，自己还落了一身病，抽烟酗酒又熬夜，又得肝病又犯痔疮，一辈子没有几天清净日子，天天跟死亡做斗争。他写给恩格斯的信里，说得最多的不是革命理论，而是借钱治病。

　　“第一堂课讲完马克思的死亡观，后面基本上就没人逃课了。”王一方笑道。

　　3陶国璋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哲学教授，他教授的《死亡与不朽》课程已经开课20多年。他课上的学生大都是刚上大学没多久的本科生。每次一上课，陶国璋看着台下年轻的面孔，都会开玩笑地跟他们说：“大家怎么这么想不开呀？你们才这点年纪，就都跑来学习死亡了？”

　　跟其他死亡课老师不太一样，陶国璋教授这门课跟自己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他7岁的时候就患上肾病，39岁那年又动了肾脏手术，被疾病折磨许多年，“有好几次跟死神打了声招呼”。

　　因为生病，陶国璋常常一个人在医院养病。在那时候，他看了好多死亡主题的电影，阅读了许多关于死亡的哲学经典。他读到了尼采的话，“如果一个人在世界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他就能够面对任何的困难。”所以直到现在，碰到跟死亡有关的新闻，他还会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要活下来，为什么不能放弃。

　　让他意外的是，当他回到学校教书，发现那些健康的年轻人竟“对价值有一种失落”。他们动不动就放弃，这让他很担心。“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死，但我们这个时代却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我想年轻人这么轻易地放弃了各种丰富的生命体验，跟他们对于自我价值的理解有关，生命似乎轻得着不到地。”他说，“死亡其实是‘生的局限性’，是生命的参照物，不理解死亡，就难以找到生命的价值。” 

　　于是，陶国璋在统共13节的死亡课里，邀请不同背景的人，讲述自己视角下的死亡——佛学研究者讲述佛家的死亡，医生跟学生讲“什么才算好死”，甚至还有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课堂上跟学生分享真实的案例。

　　4在复旦大学，胡志辉开了一门叫做《生命教育研究》的课程。他上课的方法很特别——学生做主导，由他们自己去挑，要讲什么话题。

　　在几次课上，学生主动提出，聊聊死亡。在一个坐了20人的小教室里，学生们自己站起来讲述生活中曾经遭遇的死亡——哥哥自杀，同学跳楼，亲人辞世。

　　“在我的课上，我不讲理论，主要让学生自己去分享人生经历。我们分享彼此生命中沉重的人生体验，看到人性的丰富多彩，相互分担。”胡志辉说，“这样不会告诉你一个答案，告诉你该如何承受死亡，但通过看到不一样的生活，丰富了我们自己的生活，让我们多点对生命的理解。”

　　尽管如此，零星的死亡讨论还是略显单薄。虽然胡志辉也想多讲讲关于死亡的话题，但是由于他的课程奉行“学生主导”，所有话题都是学生选择的，所以，超过一半的话题都是“爱情”，只有星星点点的几节课在讨论“死亡”。

　　“看来，爱情比死亡更坚强。”胡志辉调侃地说。

　　5王一方也喜欢让学生自己讲故事。比如讲到人类学视角下的死亡，他就会请农村来的同学，给大家讲讲村里的死亡故事。村庄里的死亡并不完全是一件悲痛的坏事。通常情况下，如果丧事办得好，家里人还会感到安慰和满足，“走得挺风光的”。

　　王一方发现，一说起这些村头故事，来自城里的学生都不怎么说话，因为他们住在城里的单元房里，有时候隔壁房间有人去世，他们常常过了很久都还不知道。

　　“村头故事对于我们每个人，是一种‘死亡脱敏’。它告诉我们，‘死亡就是夜幕降临’，‘回到祖宗的怀抱’，没什么好害怕的。我们当下之所以恐惧死亡，是因为死亡被现代医学恐怖化了。一想到死亡，就是躺在ICU里痛苦地插着管子的样子，每一口呼吸都消耗大量金钱，每一秒心跳都可能导致亲人倾家荡产。”王一方说，“失去了村头故事后，我们对死的恐惧，其实变成了我们对生的恐惧，对家庭经济的恐惧，对人伦关系的恐惧。”

　　6为了让死亡“感光”，陶国璋也在课堂上鼓励他的学生去参观殡仪馆，到解剖室触摸尸体。他发现，年轻人其实对死亡很好奇。有次上课上到一半，他带着学生到距离教室不远的解剖室参观，本来想着待上十几分钟就回教室，结果一下子待了45分钟。原本以为学生们会恐惧冷冰冰的尸体，但他们却真的伸手去触摸实验室里的解剖样本。

　　7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上“死亡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医学博士的中国留学生小邓说，自己也上过这门课，特无聊。“医学告诉我要‘改变死亡’，你上个死亡课告诉我要‘接受死亡’，这不是和医学精神背道而驰吗？”小邓说，“我有那功夫还不如去学点技术，想着怎么早点把人治好呢！”

　　这个在肿瘤科实习的医学生说，第一次亲眼见到的死亡，是肿瘤终末期的病人。因为病情反反复复，死亡其实是个“没完没了”的漫长过程。他说，当最终看到病人的生命体征消失，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就是死亡，不过如此”。

　　“你能在课上讲那么多道理，完全因为那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当你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就只有0和1，简单粗暴。”他说。

　　王一方在课堂上要面对像小邓一样的年轻医学生。有次他在课上讲“马克思之死”：凌晨两点，恩格斯下楼跟人说了两句话，上楼一看，马克思坐在摇椅里，因为呼吸衰竭，在短短两分钟内猝死。

　　听完这一段，台下的医学生一脸羡慕地跟王一方说：“马克思能这么死就挺不错的了，至少不用躺在病床上受罪。”

　　小邓说，他在医院病房里经历的死亡，大多意味着体力活儿，抑或是一场令人疲惫的拉锯战。每次值夜班，隔不了几十分钟他就会被叫起来，急冲冲推着医疗推车冲进病房，按照标准在胸口按压几次，再根据流程胸外电击几次，来来回回如是往复，往往折腾了一整夜，只是单调枯燥的医学操作。有时候他觉得自己面对的似乎不再是具体的“人”，而是标注着疾病指征的“病”。

　　“现在医学技术的进步，让死亡的定义已经被颠覆了。今天的医学几乎可以让我们实现‘永不关机’，你可以插一根管子，在机器的帮助下一直维持生命体征。”王一方说，“今天的死亡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技术抢救的过程。冲着1%的希望，花费100%的努力。没有灵性的照顾，没有让病人给亲人道别的过程。”

　　所以，他常常在课上，对台下那些未来的医生说：“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对待死亡有两面，一面是抗争，一面是妥协。现在你们是战士，面对死亡只能抗争，不能放弃。可真正的好大夫既要做战士，又要做将军，既要有魄力发布总攻令，也要有智慧签署投降书。”

　　然而，跟死亡妥协的经历，却让小邓这样的医学生难以避免地感到烦躁。他所经历过最难忘的“死亡课”，来自临床工作中遇到的一位患肿瘤的老人。那是凌晨一两点钟，小邓一次次被护士叫起来，冲进老人的病房，一遍遍重复“没完没了”的技术操作。躺在病床上的老人每次苏醒过来，就虚弱地小声鼓励小邓，要努力学习，医生的工作很有前途。小邓累得额头冒汗，结局却并没有因此改变，死亡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老人看着被自己折腾得一整夜都没法睡觉的年轻人，用仅剩的一点力量，轻轻捏了捏小邓的手，艰难地说出他人生最后一句话：“抱歉。”

　　8“我的目标是，让学生们通过《死亡哲学》试试如何去思考死亡。”卡根说，“至于死亡本身，我本来也没准备一个唯一的正确答案。我只希望学生们可以在这里找到思考的方法，真的静下来跟我一起想想‘死亡’这个问题。”

　　而身在北京的王一方跟大洋彼岸的卡根也有差不多的念头。“我追求的是灵魂的发育，而不是知识的灌输。”王一方说，他最后也不期待什么的考试，只要学生写篇文章，说明白自己心里在想什么，这就行了。“我不需要你告诉我死亡的定义是什么，大多数人要到了45岁以后才开始真正思考死亡这件事，我就期望你可以在25岁试着面对一下45岁的问题，自己去思考。”

　　不过，跟着他一学期后，有些学生也变得像他一样，一张口就文绉绉的。临结课的时候，他们还能学着王一方的样子，背出史铁生的句子：“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 李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