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年卡这个题目早先好像做过类似的文章。之所以又想拿这个题目炒一下冷饭，实在是因为现在还寄卡给我的朋友的“感情可感”，有些话想说，也许是老年人的唠叨。

　　头一个我要说的是溧阳市供电公司的职工程立。我们认识有二十多年了吧，究竟怎样认识的，我已记不清楚，反正那时他还是一个小青年，喜欢京戏，尤其喜欢余杨派老生戏，一有机会就溜到上海，看戏的次数多了也结交了几位演员。同时也对我这个时常在报上谈京戏的人产生了兴趣，到报社来看过我。有一次他请名老生李军和名琴师李寿成吃中饭还邀我作陪。每逢有京剧名家到溧阳去演出，他大概是最热心尽地主之谊的当地名人。我这话不是瞎说的，他的名片上印着的头衔赫然是“溧阳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可见已不止于玩票，而且“入行”了。每年我收到的贺卡，他总是第一个，本来是一张邮局寄的可以抽奖的明信片，这两年是正式的贺卡，今年还在贺卡上写了一句“您还记得我这个学唱余派的小小孩吗？”怎么不记得，一闭眼就能想起他那有点黑黑的胖胖的身影，很好玩的。我敢肯定，他现在不但长得很有“派头”，而且也不是普通的小职工，多半已步入电力公司的领导行列了。

　　第二个要说的是兴安坊老屋楼上的老邻居何闻锵老弟。1940年我家搬进去的时候，闻锵才七八岁，我已十来岁，所以叫我“大哥哥”，直到现在，见面或寄卡，还是叫我“大哥哥”。闻锵是上海解放后第一批报名参军的，后来做到空军地面部队的军官，是“文革”以后复员的吧。现在我们都搬家了，想想从前住在一起，年代长了，两家常常就不分彼此，尤其在“文革”初期，闻锵还在部队，他夫人每天要上班，他们的女儿小瑾就由我父亲和我代为照看，包括上幼儿园的接送，这里有好些故事，说起来话就长了。现在小瑾自己也有了女儿，今年已考进了南模。闻锵每年寄贺卡来，内里必定附一张他们全家的照片，看了很是欣慰，也有些怅惘，岁月如流，人生如寄，一想起晚上就会失眠。

　　邵琼大姐的贺卡，里面她不着一字，却是无言的声讯。我同她是在1946年《世界晨报》的同事，历尽劫波，居然能活到现在。她是从新华社江苏分社退休的，照她的资格，应该是“离休”，今年已近九十了吧。

　　丁法章先生的身份不用我说。从前在报社上班的时候，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他并没有什么架子，我却不敢主动与他多接近，深怕又要被说是“拍马屁”（“反右”时这是我最大的罪状）。后来我们都退下来了，难得见次面，略略交谈两句，似觉彼此的感情距离反而靠近了。老丁寄贺卡来都要用毛笔写上几个字，今年我发觉他的毛笔字越发的工整、遒劲，想必平常在家里练习书法消遣。写毛笔字要悬腕，甚至要悬肘，因而要提气，这是很好的健身之道。

　　宋连庠兄的贺卡是自制的，每年不同，每年都印上当年的生肖，还有友人为他画的速写，最传神的当是郑辛遥画的那一幅，连庠简直有点像弥勒佛，两耳垂肩，慈眉善目。他老兄大概对《易经》有点研究，每次在贺卡上为我预卜流年，多数是准确的。

　　最后要说到一位比我要小二十多岁的女读者章小姐。大概是1987年，我们在福州的一处景点偶然相遇而相识。回到上海后就经常通信，也见过几次面，有年春节她还请我吃过饭。后来她就到澳大利亚闯天下去了。二十多年不见，今年她忽然通过上网联系到本版编辑裴璐，找到了我，先通了电话，那时我在医院。出院后回家就看到她寄来的贺卡，里面还有一封信，告诉我她们全家已在澳洲定居，想起老朋友，问我能不能上网聊天，可惜我不会。写了回信，向她，同时也向寄卡的或没有寄卡的朋友祝福。我能做到的，仅止于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