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镠（852-932年）是我国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创立人，死后葬于临安。钱镠为构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格局奠定了基础，为初步形成鲜明的江南水乡特色作出了贡献，他是吴越文化的主要开创者。今年是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诞辰1160年，逝世1080年，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实在是值得纪念的。 

　　五代十国，被宋代史学家称为“乱斯极矣”，军阀纷争，割地自雄，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唯有吴越国国王钱镠独具远见卓识，尊重人才，礼贤下士，采取了“保境安民、发展农商”之明智策略，征用民工，修建钱塘江海塘，又在太湖流域，普造堰闸，以时蓄洪，不畏旱涝，并建立水网圩区的维修制度，上海闸北区的走马塘，原名钱溪。这些有利于地区的农业经济，使吴越国的百姓过上了平安幸福的生活。当时吴越国已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财富，由此也奠定了长三角地区经济一直领跑全国的历史基础。

　　宁留西湖，勿求千秋

　　北宋欧阳修曾说：“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1947年11月30日应浙江省教育会等邀请，在浙江民众教育馆作题为《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的讲演，他指出：“唐末五代是一个干戈扰攘、四方鼎沸的时代，独两浙在钱氏保据之下，晏然无事者垂九十年；两浙既然是当时唯一的乐土，因而杭州就成了乐土中的天堂；乐土中的天堂，其繁雄富盛，自非复其他兵乱之余的都会所可比拟了。北宋时杭州有‘东南第一州’之誉，绝非过当。”此言极为精辟，道出了钱镠在杭州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 

　　钱镠平息战乱后，维护地方安宁，建立吴越国王，定都杭州。今被誉为人间天堂的杭州西湖附近，在当时只是一片沼泽地，农民开垦的田地常遭水患，加上政局动荡，民不聊生。907年至932年钱镠在位期间，他对杭州先后进行3次扩建，大大拓宽了杭州城的范围，杭城留下的“百井坊巷”，原来有井九十九眼，就是钱王开凿的，故俗称“钱王井”。钱镠同时发展经济，扶植农商，将杭州建成了“富甲一方”的“人间天堂”。据史料记载，隋末唐初杭州户籍仅15380户，至五代吴越盛时人口激增至10万余家、50万人，增速之快，为其他九国所难以企及。 

　　千年来，秀丽俊美的西湖，为杭州增添了多少灵动的风姿，又有多少骚人墨客为之倾倒。湖光山色，璀璨夺目。春的感伤、夏的灿烂，秋的浓艳、冬的孤独，实在是天下游人向往之地。苏子瞻诗云：“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他把西湖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千古绝晿。 

　　但世人也许有所不知，正是钱王的仁慈和贤明，才使西湖化解了一次“千年之劫”，得以保全至今。据传，当时中央政府准许钱镠造一座王府，风水先生认定填了西湖造王府，是最佳选址，这里风水好，有王气，钱家可享有千年江山。但钱镠坚决不同意，说：“百姓靠湖水为生，无水即无民，我还要王气干什么？”他不但没填西湖，还设置了7000名“撩浅军”，专门从事西湖的疏浚工作，以保持西湖水域的清澈，后人有“留得西湖翠浪翻”的诗句赞扬他。

　　原本对此说我心存疑惑，甚至认为很可能是好事者的杜撰。后来读了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张岱的《西湖梦寻·钱王祠》时，才知道这则故事是有出处的。张岱是位严谨的学问大家，他的话是比较靠得住的。他写道：“时将筑宫殿，望气者言：‘因故府大之，不过百年；填西湖之半，可得千年。’武肃笑曰：‘焉有千年而其中不出真主者乎？奈何困吾民为！’”这话令人感佩，这才是真正的“以民为本”啊！后人为纪念钱王，在西湖边上建起了钱王祠，并撰文书碑，颂扬功德。 

　　宋代之后，凡是在杭州做过官的，无不对钱王赞颂备至。表忠观始建于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表彰五代吴越国王钱氏。清代以后称钱王祠，康熙、乾隆二帝在此留有“保障江山”和“忠顺遗庥”等御题。西湖十景之一的“钱祠表忠”，表明杭州百姓对于钱王功德的永世不忘。钱王祠内有苏东坡所写的《表忠观碑记》，它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名碑，我年轻时曾临摹过。碑文叙述了吴越国三代钱王在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五代时期，消弭兵戈，让百姓安居乐业，最终纳土归宋的事迹。《表忠观碑记》云：“天下大乱，豪杰蜂起，方是时，以数州之地盗名字者不可胜数，既覆其族，延及于无辜之民，罔有孑遗。而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舞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表达了杭州百姓对钱王不谋私利，保全西湖，怀有永远的感恩之心。

　　善事中国，纳土归宋

　　吴越国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加上经济实力雄厚，迫使四周邻国不敢贸然进攻，从而得以在吴越国实现跨越式的经济发展，

　　这在封建社会实属罕见。别人劝钱镠称帝，但他一生崇尚祖国和平统一，屡次拒绝，坚决不搞“吴越独”，坚持不做老大。在钱镠72岁那年，农民将得到传国玺献给钱王，钱镠看后道：“此天子所用之宝，非臣下所宜留。”乃上表献于朝廷，恪守臣礼。他甚至在临终时还嘱咐儿子元瓘：“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大事之礼。”坚守“事奉中原，终不失臣节”方针，不局限效忠于某一姓氏，并一再以此教育子孙。 

　　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钱镠“善事中国”的政策给予高度评介：“钱镠所立家训，乃至临终遗嘱，念念不忘要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大事之礼。”在军阀混战割据的局势下，吴越国富庶甲于东南，钱镠在治理杭州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代代钱王都奉行“信佛顺天”的宗旨，信奉佛教，以教化民众，顺应自然规律，以应对时局变化。 

　　宋开宝八年（975年），宋太祖赵匡胤最后消灭了割据国南唐，十国之中仅剩下吴越国。高僧延寿乃德韶之法嗣，此时沉疴在身。吴越王钱弘俶前往探病时，对宋灭南唐危及吴越走向，征询延寿的意见，延寿则尽力劝谕钱弘俶“纳土归宋，舍别归总”。 

　　钱弘俶审时度势，遵循祖宗武肃王钱镠的遗训，以天下苍生安危为念，采纳了延寿临终遗言，为保一方生民，采取“重民轻土”之善举，毅然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五月入宋京开封，尽献十三州之土，归降宋朝，使宋王朝兵不血刃，成就了一段顾全大局，中华一统的历史佳话。千年前的古人具有如此的历史远见和宏大胸怀，实属不易。 

　　宋太祖对钱弘俶归降，礼遇颇周，盛情款待，赏赐甚多，并封其为“淮海国王”，仍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两月后遣返，临行时，宋太祖赐钱弘俶密封黄色包袱一个，嘱咐他路上秘密拆开。钱弘俶于途中拆开一看，其中都是群臣要求扣留钱弘俶的奏章，他返杭后造保俶塔，还愿以报佛恩，同时上奏朝廷以天下既平，请免去大元帅之职；宋太祖又封钱弘俶为“汉南国王”等。钱弘俶念及祖上遗训、高僧延寿的“舍弃别立”劝谕，又奏准辞去“国号”。从此，钱家人过起了“耕读传家”的平民生活，子孙也无祸患，平安地繁衍生息，血脉相承。 

　　由此可见，钱镠以自己的思想、行为、方略和业绩，使吴越国避凶趋吉，转危为安，“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钱镠深明大义、高瞻远瞩，他“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立国方针，使他统治的地区在战乱中获得了建设的长足发展，在国家四分五裂之时，维护了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和本地域文化的一枝独秀。 

　　钱镠渴望和平统一思想的缘由：少年时代饱尝战乱，企盼和平；他从军的初衷是为了保卫家乡，升迁后以天下和平统一为己任；他受到家庭的影响，主张和平，低调从事。钱镠为江南奠定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物质基础，也为南宋小朝廷定都临安，做好了物质上的准备。至今，杭州许许多多美丽的传说故事都与这位吴越王联系在一起。 

　　五代十国割据时期，大梁等五代政权更迭不断，最长才存续16年，最短10年不到就一命呜呼。虽占据中原一隅疆土，自顾不暇，朝不保夕，难成气候。其余十国，更是羸弱不堪。唯有吴越国，割据一方，依靠钱镠的雄才大略，崛起于乱世之中，造福于子孙后代。钱王纳土归宋后，留给后人的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丽江南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