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琪森

　　百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百年，在社会的沧桑变化中，却是风云激荡而波澜壮阔。今年是2012年，也就是百年前的1912年，随着清帝退位，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寿终正寝。上海，也和古老的祖国一起，挣脱了封建的腐朽枷锁而迎来了新生。 

　　此时的上海，凭借着东海之滨、长江口岸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凭借着金融商贸、工业制造乃至娱乐餐饮等勃发兴盛的都市效应，凭借着租界内外华洋杂处，中西互补的人文交融辐射，凭借着在东南亚经济圈的领先优势等，已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上海，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改朝换代、社会的新旧交替之中，作为政治、经济集中反映的区域文化———海派文化，由此而更新与崛起了，从而拉开了走向鼎盛期的帷幕。

　　壹  风靡沪上的“横三民”与“申报”

　　在辛亥革命时期，由于右任所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颇有影响，此三报的报头均是竖写，故称“竖三民”。然而在1912年后，随着共和曙光的出现，由于言论的解禁和出版的自由，作为东西方文明交融的上海，一时新出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可谓是集报林之大观，成为中国新闻业的最大中心。据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载：仅上海一地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到1912年底，就先后出版了60多种报刊。其中尤以《民权报》《民国新闻》及《中华民报》为翘楚，这三报中皆有一个“民”字，又是横排，故又称为“横三民”。“横三民”皆拥护孙文，力推共和，反对袁氏，言论激烈，痛斥时弊，反映了民心民情和潮流所向，从而成为民国初期的主流报纸，在当时社会反响很大。 

　　孙中山对报刊历来相当重视。1912年4月16日下午5时，辞去临时大总统后的孙中山和胡汉民、沈缦云一起来到位于望平街(今山东中路)160号的《民立报》馆，在于右任致欢迎词后，孙中山答词中讲：“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起屡仆，而卒睹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第二天一早，孙中山又来到位于江西路4号的《民权报》馆三层楼上的中华自由党本部出席欢迎会。自由党实为同盟会的别支，推孙中山为正主裁，孙中山在这次会上动情地讲：“当此共和时代，无论政党民党，有互相监督，相互扶持之责。”《民权报》上那些言辞尖锐、观点犀利的文稿，大都出于主笔戴季陶之手。特别是5月20日，《民权报》发表的《反对北京政府筹措外债》的时评，公然号召国人诛杀袁世凯等国贼，民众拍手称快。但一场轩然大波由此而起，22日午后，公共租界巡捕房请由会审公廨出票将主笔戴季陶拘捕，罪名是“毁谤袁总统”、“鼓吹杀人”，后经各方交涉及会审公廨审讯，最后罚款30元予以开释。正是通过此案，《民权报》在上海市民中声誉鹊起，从而在全国新闻界中影响深远。 

　　值得一提的是《民权报》除了时评、言论引人关注外，其副刊亦办得很有特色，最早的言情小说如徐忱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兰娘哀史》，李定夷的《红粉劫》等就是以长篇连载的形式在该报上刊登的。特别是徐忱亚写的《玉梨魂》，不仅开“鸳鸯蝴蝶派”之先声，而且也是中国言情小说的代表作。小说讲述了一个凄美哀婉的爱情故事，男主角何梦霞在历经二位女子的因情而逝后，怀着一颗破碎的心东渡日本留学，辛亥武昌起义后回国参加战斗，壮烈牺牲，死前胸口还揣着与情人当年唱酬的诗词册子。由于文笔流畅，描写细腻，情感缠绵而令当时不少青年男女为之倾心流泪。 

　　1912年的社会大变革，也使上海《申报》经历了“涅槃”式的新生。这张创刊于清同治十一年三月廿三日(1872年4月30日)的报纸，由美国人美查同伍华德、普莱亚、麦基洛共同出资，后产权归美查一人所有，但经营和编辑均由中国人担任。1909年5月，该报买办席子佩出资7.5万元收购了《申报》。1912年，席因经营不善，发行受挫而将《申报》售予史量才、张謇、应德闳、赵凤昌、陈冷五人，他们都是民国初年的风云人物。这个精英团队的加盟后，史量才出任总经理，陈冷为总主笔。自史量才接手《申报》后，对《申报》的版面、内容、编辑及发行等进行了变革，以报业家的精神和实业家的气魄多方开拓，从而使《申报》发行量迅速上升。因此，在中国新闻史上，史量才于1912年接手《申报》，标志着《申报》进入了重大的更新发展期，由此也奠定了史量才作为中国近现代报业泰斗的地位。 

　　贰  双子星座“商务”与“中华”

　　上海，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初始之地，其标志就是189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的挂牌。由曾在报馆当排字工人的夏瑞芳、鲍咸昌、高凤池等人以集资入股形式创办，主要印刷学校所用的课本，当时在江西路德昌里租房创业，后在闸北宝山路购地建厂。1901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五万元，著名学人张元济（1867～1959）因夏瑞芳之邀而入股参与经营。张元济乃光绪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总署章京等，1897年曾在北京创办西学堂，因参与戊戌变法而被清廷革职。张元济加盟商务后，大胆改革，开展以出版为中心的多种经营，力求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普及知识、传播文化、扶助学术。同时广纳人才，还聘请了一批文化精英任编辑，1909年将编辑所收藏的古籍善本和参考书籍的图书馆定名为涵芳楼。 

　　张元济是一位富于出版理想的学人，但由于受到封建制度的束缚，无法放开手脚将商务打造成全国乃至海外有影响的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1912年后进入了民国，封建的生产关系及禁锢经营的条例被打碎了，一大批文人学者教师云集上海，张元济抓住了这一历史转变的重大契机，对商务印书馆作了重大的战略布置。作为一个全局性的决策，当年即以很大的气魄在当时的文化街河南路211号建造了面向全国及海外的商务印书馆总发行所大楼。1912年，上海商务总发行所大楼的建立，标志着商务进入了全新转折期，使商务在出版业务及多种经营上得到了整体性的提升，年出版书本达260种，一跃成为中国最大最先进的出版机构。商务当时出的大、中、小学乃至幼稚园的教材风靡全国，学术著作、刊物杂志及中外文工具书占全国60%以上，如《英华大辞典》、《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这些出版物当时不仅在国内极受欢迎，而且影响远及东南亚，从而使商务成为海上文化重镇，在全国出版界具有领军作用。 

　　而与商务印书馆一起被誉为中国出版界“双子星座”的中华书局，则于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可谓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创办者为浙江桐乡人陆费逵(1886～1941)，他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遂借着民国成立的东风，在上海创办了初以出版中、小学教材为主的中华书局，并提出了“用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的两个口号。后又创办了《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妇女界》及《大中华》等刊物，成为继商务印书馆后的第二大出版机构。

　　叁  休闲时尚的“新舞台”与“楼外楼”

　　作为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看戏听曲的娱乐休闲是上海都市生活一道亮丽风景线。尽管上海自开埠后，就陆续建有一些戏园，如三雅园、一桂轩、丹桂茶园等，但这些都是传统的老戏园。戏台为正方形，正中摆放着方桌和靠背小椅。台下观众则就着正方八仙桌而坐，形式像茶馆，因而当时的戏馆又称“茶园”。 

　　1912年4月5日夜，刚刚翻建一新的沪南新舞台彩旗飘扬，华灯绚丽，观众云集，孙中山应邀出席上海伶界联合会成立暨祝贺演出。当时，孙中山在观看了新编京剧《波兰亡国惨案》后勉励大家：“编演新剧，提倡革命，让社会中因而感动，得奏大功。”孙回到行馆后，又书“光复沪江之主动”赠沈缦云，书“急公好义”赠潘月樵，书“热心劝导”赠夏月珊。 

　　新舞台位于南市十六铺老太平码头，初建于1908年，系上海著名绅商沈缦云、姚伯欣和上海著名京剧演员夏月珊、夏月润、潘月樵、冯子和等集资而建。夏氏兄弟曾专门赴欧考察西方舞台及日本新式转台的剧场，并仿照当时上海兰心戏院的镜框式结构布局。在辛亥革命的上海光复起义中，夏氏兄弟和潘月樵还作为敢死队员出生入死地参加了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1912年民国刚成立，夏氏兄弟和潘月樵马上就对新舞台进行了全面的更新改造，将舞台拓宽加深，呈半月形伸出，同时可搭两台布景，剧场照明灯光设备全用电灯取代了以前的煤气灯，布景也是专门请日本布景师制作。观众席全部采用欧式前低后高的排座，设有三层，从而以精湛的舞台装置、科学的灯光设备，良好的观赏环境、气派的剧场装潢而成为当时全国乃至东亚最先进的戏园，亦成为当时全国伶界向往的演出场所。谭鑫培、梅兰芳等都先后在此亮相。由此可见，新舞台不仅为海派戏剧提供了一个先进的演出平台，而且汇聚了一批海派戏剧精英，著名戏剧家马彦祥在《清末之上海戏剧》中指出：“新舞台可以说是中国舞台史上的一次大革命。” 

　　1912年的上海娱乐业另一大发展是在浙江路新新舞台的五层顶楼，开设了“楼外楼”游乐场，从而一改传统游乐场集市地摊化的特点，如北京的天桥、上海的城隍庙、苏州的观前街等均是集市、庙市的地摊化。而新开的“楼外楼”游乐场，则吸收了西方游乐园的做法，将游乐场搬进了室内，让民间艺人驻场演出，对节目也有一定的艺术要求，系剧场化管理。如“楼外楼”就有杂技、滩簧、魔术、大鼓等。为显示其新兴时尚，还安装了通往楼顶的电梯，票价也分为：盘梯上楼的1角，电梯直上的2角。门口还装有荷兰进口的哈哈镜，使人忽大忽小，忽胖忽瘦，忽高忽矮，令人捧腹，极聚人气，一时游客如云，展示了都市娱乐业的崭新形式，实际上是以后大世界游乐场的雏形。 

　　百年前的上海文化娱乐业，为我们这座城市留下了丰厚的历史资源和独特的文化家底，在文化要大繁荣、大发展的今天，是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与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