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方言在语言政策上固然不错，文学上却有障碍，因为缺乏记录方言的通行易解的文字。

　　北方方言得天独厚，大多可转写成文，其他方言区读者也能读懂。但北方人如只熟悉本地方言而不能驾驭通行的文字，也成不了优秀的方言作家。

　　《阿Q正传》并非胡适希望的全用绍兴方言，赵太爷说“阿Q，你这浑小子”，这就是北方话。鲁迅反对使用“太限于一处的方言”，主张“博采”。“博采”之后并不录音式地照写，而是翻成“国语”。赵秀才用“未庄的乡下人从来不用”的“官话”骂阿Q“王八蛋”，说明未庄人只说方言，但小说还是以“官话”为主。《春风沉醉的晚上》陈二妹“柔和的苏州音”也“译成普通的白话”了。《围城》覆盖各大方言区，但若非特别需要，一律译成“白话”。

　　鲁迅说，“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他们许多话，可以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如果也照样写着‘这妈的天气真是妈的，妈的再这样，什么都要妈的了’，对于大众有什么益处呢？”他宁可让阿Q满口“之乎者也”，让祥林嫂拦住读书人讨论“魂灵的有无”。用“文学的国语”记录方言土语，这传统很好，否则中国文学就只好和民众的灵魂一道，永远锁在方言土语的囚笼里了。

　　提倡“方言保护”不等于制造“方言神话”，至少在文学上并非方言越多越好，因为文学需文字做载体，而文字来自方言，又超越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