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焕章导演的质朴在上影厂是有口皆碑的。1952年从大学艺术系毕业的他，带着与生俱来的齐鲁人的质朴走进大上海。60年过去了，那种质朴在他身上依然清晰可见。一口带着山东味的普通话、一身朴素的服饰、一脸不掺一丁点假的笑容，爽朗的谈吐、直率的表达，就像常见的站在山东田头和农民聊天的乡村干部。

　　记得他74岁那年，带着号称“天下第一嫂”的王馥荔等一帮演员，在山东文登拍摄了被他定为自己封箱戏的农村片《婶子》。影片即将投放市场前，他执意要带着主创去文登酬谢。文登临海，冬天寒风凛冽，但赵导带着我们走山道，循小路，走村串户，挨家拜访当地的村民，亲手送上礼物。在桌旁炕前，老赵热热乎乎地和老乡聊着，那神态、语气就像和家里人拉呱似的。那天晚上，我们还专门在露天放了一场《婶子》招待四乡八村的乡亲，赵导和王馥荔等主要演员还和大伙见了面。看到自己尊崇的导演、明星，目睹自己熟悉的场景、人物，乡亲们使劲拍手，乐啊，笑啊，那热气腾腾的场面让我深受感动，我更理解赵导钟情于农村片的心愿和情谊所在。虽然他在上海生活了四十多年，但繁华的都市无法剥蚀他对故土的眷恋，名利场的喧嚣也难以淹没他对乡情的怀念，因此与其说他对农村片情有独钟，还不如说他对农民兄弟一往情深，对故乡梦牵魂萦。从《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到《咱们的退伍兵》，乃至《婶子》，他把创作的视角对准了农村，对准了故乡，对准了他熟悉的乡亲。他用质朴的手法创作质朴的题材，表现质朴的生活，也征服了质朴的观众。他的成功，靠的就是两个字“质朴”。 

　　赵导演的热情也是熟悉他的人有目共睹的。他对农村题材热情关注，对农民作者也是热情相携、真诚相待，心贴心手把手地给他们指导和帮助；尽管这么做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和心血，但他乐此不疲，因为这些作品散发的浓郁的时代气息和泥土芬芳深深吸引着他。《喜盈门》的编剧辛显令当年是位山东农村的业余作者，初次涉足电影就受到赵导的眷顾。老赵每天和他泡在文学部的创作楼里，一场戏一场戏地聊，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改，直到剧本成熟。《喜盈门》的成功彻底改变了辛显令的命运，他不仅走上了文学之路，而且还当上了县里的宣传部长。被赵导改变命运的还有“大胡子”山东荣成的袁学强，他没想到他会因为《咱们的牛百岁》和老赵结缘，并在老赵的扶持下一举成名，最终走进威海市，当选文联主席。更让他难忘的是他当官以后，老赵依然不断提醒他坚持创作，于是便有了第二次合作的农村片《婶子》。赵导提携了这些年轻人，可贵的是他不图回报，尽管剧本的字里行间都闪烁着他的智慧，倾注着他的辛劳，尽管这些年轻后生都执意将他列为编剧，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对名利，他缺少的恰恰是热情。 

　　赵导淡泊名利，还留下一段佳话。1984年，上影厂领导新老更替，要选拔政治强、年纪轻，有专业能力的业务干部进班子。赵焕章是上下公认的人选。但质朴的老赵没有被“官位”所迷惑，又不能公开违抗组织的意图，于是他采取软磨硬泡的策略，打起了太极拳，想着法子笑嘻嘻地躲开了这次高升的机会。他就是这样，一辈子迷恋艺术、钟情电影，默默地担当着导演的责任和使命，是一个作风谦恭、行事低调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