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彭德怀观看了我们演出的《西厢记》

　　有一次，我和玉兰晚上散步碰到巡逻的士兵，他问“：你是谁？”对应的口令应该是报上部队番号和姓名，那天玉兰一时没反应过来，本能地反问道“：你又是谁？”幸亏我们在“志司”待得长了，士兵能听出我们的声音，如果是个新兵，对不上口令，很可能就开枪了。虽然是虚惊一场，事后别人跟我们讲，以后可不能这样了，万一真开了枪，你们就没命了。

　　我们在“志司”演出的是《西厢记》，一连演了十几天，“三八”线上一些军以上干部正在“志司”开会，看了戏十分欣赏，希望我们能去前线慰问演出。去前线必须要过元山封锁线，那是一条著名的“死亡之路”，约三十公里长，是敌人的重点封锁区，周围布满大炮机枪，顶上还有敌机轰炸，穿越的难度非常大，经过讨论，我们还是决定去。

　　我们出发的前一天，“志司”的战士们都来帮我们装车，相处了这些日子，大家都有点依依不舍。这时杨得志司令员也来了，叫上我和玉兰一起合影留念。这时，突然两架敌机从空中俯冲下来，警卫员拉起杨司令就往山洞里跑，杨司令回过身来拼命地叫我们“：文娟！玉兰！快进来！”我和玉兰赶紧往附近的山洞里躲。

　　在前线，我们在四辆卡车搭成的流动舞台上演出。舞美人员尤其辛苦，每演一次都要重新搭台。有一次，我们在二十三军演出《西厢记》，临时搭起的舞台四周用布围起，顶上盖上大量树枝作为掩护，我们刚演完第一场，又有一批战士冲过封锁线来看戏。队长胡野檎说“：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赶来，我们不能让他们看一出不完整的戏。”于是我们决定再从第一场演起，如此往复，台下的观众来了一批又一批，我们的戏也从头演了一次又一次。我们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劲头。

　　演到“拷红”时，红娘请出莺莺小姐，我踩着锣鼓点子出场，忽然背后响起一声防空枪，我本能地吓得人一跳，台下的战士都笑了起来，我连忙定定神，继续演唱。这时，头顶传来敌机的轰鸣声，乐队开始坐不住了，嘴里嘀咕着什么，再看看边上的老夫人和红娘，也是一脸紧张，我也有些慌，可是台下的战士依然聚精会神地看戏，我跟大家交换了一下眼神，横下一条心：再害怕也不能当逃兵，大不了被炸死，牺牲也是光荣的。大家坚持把戏演完，上级命令我们迅速转移。我们撤离后没多久，那里就遭到了敌机的轰炸。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历时三年之久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停战协定》签署当晚，司令员彭德怀出席了志愿军代表团的庆祝晚会，还高兴地观看了我们演出的《西厢记》，大家都陶醉在了一片欢乐的气氛中，久经沙场的彭老总似乎也醉了，工作人员给他端来橘子汁，彭老总挥挥手说“：端到后台去，演员比我辛苦。”演出结束，余兴未尽的彭老总又到后台慰勉我们说“：你们这些小鬼不容易呀，从舒适安逸的环境中来到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从老百姓一下子变成志愿军文艺工作者，不容易呀！”

　　在朝鲜为期八个月的演出中，我们在东海岸、西海岸以及开城地区总共慰问演出一百一十六场，共计观众十三万余人。回到志愿军司令部，我和玉兰大姐都荣立二等功，并获得朝鲜三级国旗勋章。

　　1953年底，我们回国后先到沈阳，后回北京。回北京没几天，听说周恩来总理有指示，打算调我们回上海，加入新成立的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经过这一年多在总政的生活，尤其是在朝鲜战场上的八个月，我们对部队有了感情，大家都不愿意回去，还去找了贺龙老总，请他向总理说情。最后周总理亲自找我们谈话，周总理开玩笑说，“把你们留在这里，我的压力也很大啊。”他说，自从我们参军后，上海很多观众写信来“质问”，为什么把徐玉兰王文娟关在部队里，我们要看她们演戏。总理表示，你们回上海后还是能常常回部队演出，在哪里都是为人民演戏。最后，总理意味深长地说“：南方的花还是要开到南方去。”这句话让我们想了很久，为了艺术的长远发展，总理的决定是对的。

　　1954年1月我们又回到了上海，成立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二团，后来改建为上海越剧院二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