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白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位神秘的传奇人物。毛泽东称他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华莱士说他是“唯一的美籍中国共产党党员”，“四人帮”诋毁他是“美国特务”，《纽约时报》则亲切地管他叫“中国女婿”。他亲历过多个重大历史事件，曾经两次蒙冤入狱，在狱中度过了16年，但始终对共产主义事业坚信无比；他有一位相濡以沫的中国妻子，全家都致力于中美文化、经济的发展和交流……

　　“一念之差”来中国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有这样一段记录：“现在有两种美国人，马海德、李敦白、史沫特莱都是好的美国人，这样的人我们都欢迎……”（引自1946年12月9日，毛泽东同3位西方记者的谈话。）如今，文中提到的这几位美国人，除了李敦白先生，其余两位都已辞世。

　　李敦白，1921年出生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市的一个名门望族，英文姓名是SidneyRit-tenberg（中译为悉尼·里滕伯格）。1942年，当时还叫里滕伯格的李敦白应征入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陆军当局调他去学习日文，这让他十分恐慌。他想，日本肯定会战败，美军可能长期驻扎在那里。而中国是美国的盟国，胜利以后，自己就可以很快回国建设自己的国家。于是，他坚决要求去学习中文，并得到同意。1943年，他被调到斯坦福大学陆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念之差”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而且在中国一待就是35年。

　　1945年9月1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个月，李敦白和他的战友们乘坐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起飞，飞越了长约800公里的“驼峰航线”，来到了中国的西南重镇———云南省昆明市。他被分配到昆明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担任中文专员，专门负责调查美军在当地的违法行为以及当地的中国人向美国军方索赔的案件。在这里，开明书店的老板给他取了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李敦白，这个名字就是在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字中间加了个“敦”字，代表正直，而且与“Ritten-berg”谐音。

　　担任“昆明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专员”期间，李敦白目睹了国统区的混乱和腐败，“我真诚地相信，要想帮助那些生活悲惨的人，（留在延安）这是唯一的道路。”

　　去延安非常困难，而且1945年末，李敦白在美军的服役期要结束了。为了“逃避”回国，李敦白直接找到当时美军的负责人欧雷德将军，“我直接闯进了他的办公室，自报姓名，并且告诉他我不愿意回国。将军也直爽，告诉我可以把回国通知单撕掉，而且过了没有多久，我就被派去了上海。”

　　在上海，李敦白认识了廖梦醒，她是廖承志的姐姐，也是宋庆龄的秘书。正是她点燃了李敦白的延安梦。“当时辛西娅（廖梦醒的英文名字）对我说，别回去了，与我们在一起，留在中国，到延安去。”

　　于是，李敦白先在宋庆龄的介绍下转去联合国救济总署任职，其后又在聂荣臻的帮助下，前往张家口、涉县协助新华广播电台开办英语广播，最后顺利地奔赴延安。在极其缺乏外国人才的解放区，李敦白很快受到赏识和重用，成为共产党宣传战线最重要的外语专家之一。后来，经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直接批准，李敦白成为当时唯一的外籍共产党员。

　　在革命的熔炉里，这个怀有满腔热血的美国青年完全沉浸在为新中国成立而奋斗的红色事业中，很快成为新中国对外新闻报道事业的重要功臣。在人生的顶峰，他与毛泽东同坐一辆吉普车，感觉“就坐在历史的旁边”。

　　1949年初，李敦白神秘地消失了。原来，苏联当局认为在莫斯科帮助编辑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的斯特朗是个“美国间谍”，在世界上布置了一个大范围的“情报网”，李敦白也受她的领导，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苏联当局逮捕了斯特朗，并且通知中共方面，把李敦白也抓了起来。斯大林在1953年逝世以后，苏联平反了斯特朗的冤案，被囚禁了六年三个月零两天的李敦白也被释放了，分配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调查我的案子，发现我是一个好人，此前一直被冤枉坐牢。”

　　爱情是一辈子的事

　　1955年首次出狱后，李敦白在广播事业局担任外国专家。在时任局长梅益的办公室里，他遇见了他的终身伴侣———局长的机要秘书王玉琳，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女孩。她的父亲是木匠，她也是一位优秀坚定的共产党员。

　　王玉琳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是局长4个秘书中最年轻的一个。初次见面，王玉琳给他们端上茶水，回到外面的总编办公室，但并没有把门关死。于是，李敦白听到秘书们的“悄悄话”，话题正是关于他的前一次婚姻。

　　被捕前，李敦白曾有过短暂婚姻，但她在李敦白入狱后的第3年就改嫁了。“如果连自己的丈夫是不是敌人都搞不清，那也太傻了。”李敦白听到王玉琳“扯着嗓门”和同事争辩说，“什么不能等6年，如果是真正的爱情，就算是10年20年，也要等下去。”正是这句话给李敦白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后，两人常常在下班后一起做些喜欢的事，比如逛逛街、看电影、吃点心。后来，李敦白写了一封求婚信，偷偷放到了王玉琳的办公桌上，告诉她“我很高兴，我们成为朋友，我希望这种关系可以发展成坚定的爱情，最后结婚。”

　　第二天，王玉琳走进李敦白的办公室，表情严肃地在桌子上放了一封信，扭头就走了。李敦白展开信：“亲爱的李敦白同志，我从没有想过和你发展那种关系。现在你有了别的想法，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完全终止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希望你未来一切顺利。”

　　李敦白的心顿时凉了半截。但落款后还有一句玄妙的“后启”：“我既然已经答应你，今天下班后一起去逛中山公园，我当然要遵守诺言。”当天晚上，李敦白高兴地发现了转机。原来王玉琳有想出国深造的初衷，因而不愿和其他人定下关系。“我也是个很痴心的人，只要定了关系就不会再三心二意。”一番真诚的“交心”过后，两人自然而然地接了吻。“我后来才知道，根据她当时受的教育，她认为如果和男人亲嘴，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李敦白不无得意地说。

　　很多人曾经担心两人因为教育背景、出身悬殊而产生矛盾。他们之间还有12岁的年龄差距。1956年2月11日，李敦白和王玉琳结婚，那天正逢中国春节假期，但王玉琳的家人并没有出席婚礼仪式。“那时，中国家庭很难接受女儿嫁给一个外国人。”但让李敦白自豪的是，几年后，他就成了玉琳家最喜欢的女婿。

　　“文革”中，李敦白成了一个风云人物，1966年10月1日，李敦白受邀与其他中共高级领导一起参加国庆庆典。毛泽东主席为他在红宝书上签了名。而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一年半后，李敦白因间谍罪再次入狱。攻击李敦白的各种大字报上写道“爬得高，跌得重”、“身为外国人却胆敢涉足中国政治”、“李敦白具备所有我们常见的犹太人特质”……

　　李敦白第二次入狱时，王玉琳告诉李敦白，“你就说实话，而且坚持不改口。”她说，“你只要说实话，他们就拿你没辙”。李敦白在狱中给自己定下两条原则：一是不论受多大委屈都不能不爱中国；二是不论受多少苦都不能被整垮。

　　1977年11月9日，经过了9年8个月零1天后，李敦白等到了出狱的机会。李敦白与玉琳再一次相见，这一别是近10年。他们拥抱在一起。他一出来时，由于多年没有和人说话，几乎像一个缺失言语功能的人。对于丈夫“间谍”的罪名，王玉琳根本不相信。她教导4个孩子，一定要相信爸爸是个好人。

　　王玉琳吃的苦又怎会少。她被迫成为批斗的对象，被毒打，没有人敢跟她说话，因为她曾是江青点名批判之人的老婆。她曾下乡劳改3年，在严寒下工作，垒砖头、做饭、种玉米。即便如此，王玉琳仍做好交付给她的每件工作。她也从未放弃。“我知道你不是特务。我坚信你的罪名最后一定会被洗清，我也要看看那些害你的人会有什么下场，这就是我活下去的一个原因。”

　　“别以美国人的思维看待中国”

　　李敦白老了。91岁的他和中国妻子王玉琳住在华盛顿州福克斯岛的一处庭院里，窗外汪洋浩瀚，海浪声声。李敦白时常扶栏眺望太平洋，中国在遥远的对岸———那里是他人生传奇的起点。在弥漫着浓重中国气息的家中，李敦白坚持读中文书，吃羊肉馅饺子，看定制的中国电视剧和中文电影，每年有两三个月一定会回到北京“度假”。家里每一件他爱不释手的中式藏品似乎都在提示，那段长达35年的中国岁月从未真正逝去。

　　出狱后的李敦白没有回到广播事业局，而是先后在新华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顾问。经过王玉琳的多方奔走，1982年，李敦白得到了一份彻底的平反结论。平反结论认为“李敦白同志1945年到中国以来，为中国人民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有重要贡献的”，并将1968年入狱定为“被错误关押审查”、“纯属冤案”，“应予彻底平反”。

　　1980年3月17日，李敦白和夫人玉琳用“补发审查期间的工资”回到美国，借住在他姐姐的家中。“当时玉琳只对我提了两个要求，第一她要有个工作，第二能有个独立的厨房，她想在美国打理出一个家的感觉。”一开始，靠着王玉琳织毛衣、教中文和中国烹调，全家勉强维持生活。“玉琳的中国烹调课在我们居住的小镇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能够品尝到美味，镇长几乎每节课都来听，我因此也认识到她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女人。”

　　不久，3个“千金”和1个儿子也先后到美国，找到了工作，生活有所改善。他们夫妇不想无谓地虚度时光，他们商量好，“要换一种新的方式，做些实际的、对中国有益的事情”。机会随之而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要到中国去拍电影，找李敦白当翻译。他在各地为公司办成了不少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他很满意，回国以后，让他讲述自己的经历，在《星期天60分钟》节目中播出。于是，他在美国成为“名人”了。不少美国公司找他咨询当顾问，开展中美贸易。

　　几次成功以后，他们自己成立了“李敦白有限公司”。接受其业务的客户包括微软、英特尔等美国企业。公司就开在他们的住所内。公司只有两个人，李敦白是总经理，王玉琳是副总经理。

　　1986年9月2日，那是邓小平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接受西方电视媒体专访。邓小平对美国著名新闻访谈节目《60分钟》的主持人华莱士提出的20多个问题一一作了解答。那是一次震惊世界的访问，而李敦白正是利用了他与邓小平的亲密关系推动了这次采访。

　　“决定推动《60分钟》对于邓小平的采访，主要是这个节目在美国公众看来是最具可信度的，”李敦白说，“我当时和华莱士订了两条君子协定，第一不准在节目中丑化中国，第二不准在采访中故意刁难邓小平。”

　　李敦白给邓小平写了封信。信上大致介绍了一下《60分钟》的节目，最后试探性地说，华莱士非常希望可以采访邓小平。一个月后，华莱士如愿以偿。

　　李敦白喜欢最好的最先进最时尚的电子新产品，看到了就在网上订购，从来不管不问多少钱，反正邮寄到家王玉琳就得付钱。李敦白在电子书上饱览世界各国报刊杂志，新书旧书尽收眼底，他像孩子炫耀新玩具般地向朋友们显摆那些学习工作用的新工具。他因此每天都很忙，电话、信函、邮件……

　　汶川地震时，作为美国公民的李敦白、王玉琳夫妇听到这个消息后，将一万美元捐献出来……“地震是地核裂变而波及地壳造成的地表震颤，一个经历了先劫百难而永远挺立的民族，当你读懂了她的心灵史，当你读了她的精神内核，你会震撼，你会感动！如果你关心人类，一个更加富裕的中国真的会更有好处。”在美国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老态龙钟的李敦白，对着众多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的“后生们”，说起话来毫不含糊：“别以我们美国人自己的思维来看待中国，教中国人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