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的关心

　　18岁进入上海队，32岁退役，王后军的足球生涯走了很长一段路。那个年代，他有幸接触到了老一辈革命家。

　　本报记者在两个月前和王后军的一次促膝长谈，两个多小时，历历在目。“小平同志爱看足球，以前国家队比赛，他几乎场场到，赛后还会到台下和我们握手。”广中路上的一幢高层里，王后军坐在沙发上，十分安详。

　　“当时，北京工人体育场里挤满了人，大家热情地喊着小平同志的名字。”许久没有来到球场，邓小平安静地盯着赛场，只是当时的王后军已经不如年轻时那般活跃。“当年的7号还在不在啊？”这是邓小平对王后军的关心。

　　王后军家的客厅里，有一面墙专门挂着照片。最显眼的一张老照片是他和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里的合影。“一次，我们和刚果人民军足球队打国际比赛，总理赛前接见我们。”王后军那时已经是国家队队长。

　　“比赛中，如果对方受伤了怎么办?”周总理问。

　　“没关系，我们允许换人比赛。”王后军答。

　　“如果受伤多，规则不允许换人怎么办?”周总理追问。

　　“我们把自己的队员派上去支援他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计较胜负。”王后军回答时，有些紧张。

　　“那也是一种办法。人家只剩10个人，我们也可以下来一个嘛。公平比赛。”周总理半开玩笑，把王后军逗乐了，气氛越来越轻松。

　　“飞将军”名气很响

　　王后军走上足球的道路，很大程度是因为父亲喜欢足球。小时候生活并不富裕，但到了节庆，他和爸爸会凌晨3点钟起床，到足球场排队买门票，就是为了选个好位置。

　　和老一代球员一样，王后军也是从弄堂足球起步。幸运的是，他从虹口区少年队一路踢进上海队，国家队。

　　“3年自然灾害，我们也没饿着。吃得饱，穿得暖。”王后军知足，他回忆，当年老百姓定量供应肉食，每人一个月半斤肉，他们一个月18斤。

　　也正是那个年代，中国足球走上了一段繁荣的年代。王后军、徐根宝、戚务生、年维泗、方纫秋……个个是中国足坛响当当的人物。尤其是上海，在1965年前后，光是甲级队有5支，“上海一队，工人队，青年队、青年二队、青年三队。”王后军记得特别清楚，自己是18岁时进了上海一队，随后就在全国各地南征北战。

　　“奇怪的是，我的影响好像在广东更大一点。”南粤足球文化有传统，上海队南下和广东队比赛，球场永远是人山人海，球迷们热血沸腾。然而，山呼海啸的加油声，都是给他这个“外来户”。“可能是广东人喜欢我这种个子不高，速度很快的球员。”

　　也正是在南粤大地，“飞将军”的名字开始叫响。“一到比赛，场地上就有人喊我‘飞将军’，报纸上也登‘飞将军’。”比赛后回到上海，王后军每天都能收到球迷来信，最多时一天几十封，其中不少来自广东球迷。

　　微笑常挂在脸上

　　从1981年做上海队的执行主教练，到1993年交出帅印，王后军是上海足球队一线队执教时间最长的教练之一。

　　不偏不倚，是他的风格。“品德好，训练麻利，能打硬仗”是王后军选人上场的标准。“执教这么多年，也有球员私下里跑到我宿舍说情，要上场，要奖金。”王后军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一碗水端平。后来，他到上海女足当过一段时间顾问，也把这股风气带进了球队。

　　抛开足球，在妻子眼里，王后军是个真诚善良的人。前些年，家里从武汉请来一个保姆。许多年来，保姆成了他们的家人，还在上海结了婚。后来她出嫁时的嫁妆也是王后军一家准备的。

　　风风雨雨，再苦再难，微笑始终挂在王后军的脸上。生病后，记者第二次见到王后军时，他已经不能站立。坐在轮椅上，每周到医院透析3次。因为不能喝水，嘴唇很干燥，他依然微笑着。在医院，小护士对王后军的印象都很好。“有时针打疼了，他也总是笑嘻嘻的。”

　　临走前的一周，王后军住进了医院，抢救后病情稍有好转，但说话依然不利落。弟子们来探望，他谈的只有足球。王后军讲起足球滔滔不绝。说着说着，口齿也清晰起来。后来家人和弟子们开玩笑，说让他们常来医院和王后军聊足球，这样可以治病。　　本报记者 钟喆